红孩在《奖作家不如奖作家笔下的人物》(《中国文化报》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一文中提到,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开评之前,他曾发表文章,提出“散文(包括诗歌)应设置单篇奖”,“结果是你提你的,人家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因此,当鲁奖评出后,遭到诸多质疑、炮轰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相反,我倒很理解主办者的苦衷……应该说,如果评出了单篇作品,那么,这篇作品不仅是这个作家的名篇,也一定是这个时代的名篇。然而,主办方没有做。想来,主办方也怕,你评出的作品如既不是这个作家的名篇,也一定是时代的名篇,那可真丢人了。如此,还是评集子保险些”。或许红孩那时尚年轻,不一定知道中国作家协会新时期举办的首届(一九七九~一九八○)优秀诗歌奖,评的就是单篇,而非诗集。
记得与中国作协首届(一九七九~一九八○)优秀诗歌奖同时举办的优秀报告文学奖,和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一样,评的都是单篇奖。可以说那次获奖的诗歌,如舒婷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叶延滨的《干妈》、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等等,无不既是获奖诗人的名篇,也是时代的名篇。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韩瀚的《重量》:“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到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仅仅四行共二十八字,相当于一首古代的七绝,这首歌颂张志新的短章,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我至今尚能背诵出来。当年我在《新观察》杂志当记者,住进京西宾馆出席颁奖大会,采写有关报导并组织了评论文章。可以肯定地说,当年的评奖结果,不仅从未遭到任何质疑与炮轰,主办者也从未说过评单篇奖有什么为难或苦衷,而且文坛内外都心服口服,皆大欢喜。三十年过去了,上述的获奖诗歌,依旧是获奖诗人的代表作,也依旧是新时期叫得响的名篇。到了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中国作协双年度的优秀文学作品评奖,定名为鲁迅文学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诗歌奖由单篇(首)奖改成诗集奖了。这一改,就改出麻烦来了。因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诗歌的图书市场严重萎缩,几乎所有的诗集都是作者自费出版,诗集无法进入流通流域,所以,获了鲁迅文学奖的诗集,读者一无所知,就再也不会出现像《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小草在歌唱》、《干妈》、《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重量》等获奖名篇广为传诵的动人情景了。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一九九七~二○○○年)揭晓之后,有一本获奖诗集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而我当时正是分管诗集终审的副总编辑,有文友打电话来向我索要这本获奖诗集,我说是不是搞错了?因我从未终审也从未见过这本诗集。到资料室存档的样书柜里去查,竟然也不见踪影。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找不到的获奖书》,发在二○○一年十一月一日的《文论报》上,引起了有关人士的关注与不悦。但我至今都敢担保,我在《找不到的获奖书》一文中讲的全是事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后来查清楚了,那本获奖诗集用的确实是作家出版社的书号,只是他自费印了五百册赠送亲友,未送一册样书交作家出版社存档,广大读者就更是一无所闻了。由此,我也就想到,与其给读者看不到的自费出版的诗集评奖,还不如恢复给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单篇(首)诗歌评奖呢!
我曾经查阅过《全唐诗》,王之涣的作品仅六首,加起来只有二十四行,而其中至少有两首,即《登鹳雀楼》和《凉州词》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只留下六首诗的王之涣当然是出不了诗集的,如果不以单篇(首)评奖,王之涣就无资格获唐代诗歌奖了。可是,谁能小视王之涣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呢?其实,古往今来,真正的大诗人,不在其出了多少本诗集,而在其留下了多少名篇或名句。乾隆皇帝留下的诗可谓多如牛毛,够出几大部厚厚的诗集,但其中无一首传世名篇,若要给清代诗歌评奖,恐决不会有人投他的票。王之涣与乾隆爷两相比较,就知道出不出诗集对诗人来说无关紧要,只要写出名篇名句,就可千古流传。就说现当代的大诗人吧,被人们记住并经常引用的,也往往只有几行,如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泪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徐志摩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卞之琳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臧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新获鲁迅文学奖的五本诗集,至今我一本也没见到过,不知道其中是否有这样可被读者广为传诵的名篇或名句?但是,在我的阅读视野内,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歌中,至少有可以称之为当代名篇的。譬如白桦的《从秋瑾到林昭》,老诗人屠岸曾称:“《从秋瑾到林昭》所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的最高良知,是人类灵魂的最终颤动!就这首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深度而言,它抵达到一个几乎空前的水平。作为一名读者,如果他的血还有一点热度,如果他的心还有一点红色,那么他读这首诗时,就不可能不流眼泪,不可能不思考,不可能不自省!”(《文学报》二○○九年十一月一日)这样难得的好诗,被列在鲁迅文学奖的评奖范围之外,不能不说是一种遗珠之憾吧?
石 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