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呈祥说：我们正在失却宏观的有远见的审视民族高级审美形态的文艺评论，这造成了当前文化偶像的跌落和人文生态环境的低俗化现象。
赵丽宏说：读者好像整体上对评论界不太信任，其原因，也许是缺乏诚实态度的酷评太多，有的无原则吹捧，有的无节制谩骂。这样的评论，不可能对作家和读者起到引领提高的作用。
杨飞云说：一个批评家若没有追求真理和仰望真理的信念，不管他多么有才能、有多么大的学养，他的批评最终都会掉到一个诡辩与自我表现的层面，失去理论的价值和力量。
汤素兰说：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良师益友，而不是文艺的掮客和市场的经纪。我期待有立场有操守有准则的文艺批评，期待负责任的文艺批评——既对当下负责，更对历史负责。
本报记者 刘 茜
3月2日，记者就目前文艺批评中存在的一些现象，比如说真话难、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等，采访了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仲呈祥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了评析，并对建设健康的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提出自己的建议。
仲呈祥曾提出“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就文艺生产而言，“文化化人，艺术养心”是目的、是宗旨；“重在引领，贵在自觉”是方略、是根基。“化人”的反面是急功近利地“化钱”，“养心”的反面是止于“养眼”甚或“花眼”，“引领”的反面是一味“迎合”，“自觉”的反面是“盲目”地匡正。文艺评论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途径，对文艺创作发挥着重要的批评和引导作用。
仲呈祥举例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谢晋着手拍摄描写“右”派遭遇的影片《天云山传奇》时，引起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评议。钟惦棐先生写了题为《预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的评论，全面评价了这部影片：“影片《天云山传奇》在同类题材的影片中显得宏大而不矫饰，深沉而不哀伤，而又显示出我们党敢于面对严酷的现实并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天云山传奇》对生活的怨尤，引来了人们对《天云山传奇》的怨尤。怨尤之于怨尤，在我看来，都是不必的。”又如朱寨先生对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和谌容小说《人到中年》的科学评价都彰显出了实事求是的文艺评论的力量。19世纪俄罗斯文艺繁盛的事实证明，别林斯基等杰出评论家的贡献功不可没。
如今文艺批评却“失职”了。仲呈祥先生说：“有位领导同志问我：你的文化偶像是谁？我说‘文革’前是‘鲁郭茅、巴老曹’，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眼界更开阔了，又增加了陈独秀、胡适、钱钟书、陈寅恪等，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智慧，有人生感悟，能够指引我的精神航程。但是，现在一些媒体给青少年的偶像却是‘赵小李’，即赵本山、小沈阳和李宇春！这些人在小品领域或者在娱乐文化上的贡献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文化偶像从鲁迅跌落到小沈阳，应当反思文化落差有多大！” 仲呈祥认为，我们正在失却宏观的、有远见的、审视民族高级审美形态的文艺评论，这造成了当前文化偶像的跌落和人文生态环境的低俗化现象。
眼下，文艺批评遭遇标准混乱的问题。比如，当前衡量一部文艺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往往是票房收益等，这也成了一部分文艺批评家检验作品的标尺。仲呈祥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说：“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应当通过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然后靠高素质的人去保障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万万不可急功近利地让文化直接去化钱。”对比影片《唐山大地震》和《惊天动地》，仲呈祥说我们不能仅仅一味关注、宣传《唐山大地震》的高票房，还应发现，同样写大地震，《惊天动地》歌颂了中华民族在国难面前提倡先人后己，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精神。不能简单地是此非彼。因为艺术表现美的主要对象应当与人类从远古就走来的共有的爱、奉献、牺牲、同情、怜悯相联系的圣洁情感。
现在搞评论的人地位低，评论家受现有评论家生态环境的制约，仲呈祥委员为此呼吁组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改变当前我国文艺评论工作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阵”的状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应当是全国性、综合性、统一性的文艺评论组织，它的成立将改变当下音乐、戏曲、美术、书法、影视等各门类评论“各自为政”的局面，加强彼此间的沟通交流和组织管理。
仲呈祥指出以下现象应格外引起注意：我们现在大量调动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然而，在受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被强化的同时，也往往造成这个民族精神痛感的衰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要强调培养出贯通了各个艺术门类的文艺评论家，对全国的文化创作倾向、鉴赏思潮、审美价值流向，进行宏观的、全面的、有远见的研究和把握，这才有利于这个国家文化建设的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高 昌
说到作家赵丽宏的名字，人们就会很快想起《诗魂》、《日晷之影》、《珊瑚》、《生命草》、《心画》等一长串诗歌和散文的题目。这位1988年就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作家积极参政议政，曾最早在全国政协提案建议将中华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列为国家法定节日，也是建议将中国书法向联合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案人，声望颇高。
3月3日，记者采访了再次来京参会的赵丽宏先生，并就当前文艺批评的话题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采访伊始，赵丽宏先生特别强调了“说真话”这三个字。从这三个字，他深情回忆起了巴金和冰心这两位文学前辈。
巴金曾经说过：“大家都说真话，国家才有希望。”他在送给赵丽宏的一本书上题写过两句话：“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冰心先生也曾在送给赵丽宏的书上题写过一句话：“说真话就是好文章。”赵丽宏说，今天，重温他们提倡说真话的肺腑之言，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发人深省。他认为，文艺批评虽然和创作不同，但“说真话”的追求，则应该是一致的。不仅作家要讲真话，评论家更要讲真话。希望多一些切中时弊的真诚声音，少一些言不由衷的逢迎之言；多一些犀利的有锋芒的批评，少一些华丽的空洞的赞美；多一些和国计民生有关的切实建议，少一些故作深沉无关痛痒的高谈阔论。真话未必是真理，但是，真理一定是真话。我想这大概是不会错的。
说到当今的文艺批评现状，他表示有不少评论家在认真写评论，但是缺少一种权威性。表面看起来很热闹，但真正好的批评还不是很多。读者好像整体上对评论界不太信任，其原因，也许是缺乏诚实态度的酷评太多，有的无原则吹捧，有的无节制谩骂。这样的评论，不可能对作家和读者起到引领提高的作用。捧和骂是批评界不好的风气，真正的批评，应该是认真读作品之后独具见地的分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深刻地揭示作品的内涵和价值。赵丽宏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应该是鼓励人们说真话的时代。现在大张旗鼓地提倡诚信，说明社会上还有很多不诚信的现象存在。”
记者问：“有人感叹文艺批评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您怎么看这一现象？”赵丽宏说：“好的评论家要公正正直，有公允之心，还需要有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这样的批评家我们不是需要一个两个，而是需要一批，形成一个良性的批评生态。建立一个正派、公正、正直的批评环境，还需要搭建一些有权威性的平台，能把好的有水平的评论推荐给读者。”
赵丽宏说：“现在的青少年究竟该读什么书，需要整个社会来关心。青少年对阅读的选择，其实就是对人生的选择。应当引导他们更多地读一些有价值的、有品位的书，更多地读一些经典。经典的文学作品是不同时代的智慧和情感的结晶，读经典，不会浪费时间。那些作品，不仅让人了解过去的时代，也可以感受文学的魅力。只要人性不变，只要人类心灵中对美、对理想、对爱的向往不变，这些书表达的情感和内容永远可以引起现代人的共鸣。阅读应该少一点功利性，多读一些能够真正的对心灵有帮助的好书。”说到读书，涉及图书评论的话题。赵丽宏感叹说：“好的书评能对读者提供有益的引导，帮助他们对阅读做出正确的选择。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一些好书出版了，却没有什么评论家来关注，也缺少合适的平台来向读者介绍。”赵丽宏说：“我自己出版了一本书之后，很希望有评论家用准确真实的评论来批评点拨我。”赵先生用了“点拨”这个词，有谦虚的成分，也有对批评功能的提示。
记得赵丽宏先生有一篇著名散文叫《为你打开一扇窗》。其实好的文艺批评的功用又何尝不是如此。既为读者打开一扇明亮的窗，同样也为作家、艺术家打开一扇明亮的窗。
好的批评家，就是要来“为你打开一扇窗”啊！
本报记者 高 昌
3月3日，记者在京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油画家、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谈到文艺批评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的话题，他认为，真话是真诚的、真实的、追求真理的话。批评家要有一个艺术公正态度，有一个善意的动机。如果找不到共识，找不到一个共同的评判体系，就容易把个性当成真理。某些人的学术环境受到利益驱使。他们把学术看得不重要，把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这样的批评环境下，就很难找到真话。
有时候，一些艺术家出画册、办展览、上电视或报刊等，需要对他们的艺术进行评价，杨飞云先生也跨界“很有限地”写一点评论文章。杨先生说：“我不是主动去写艺术评论，都是人家找过来的。我写艺术评论首先要对艺术家有深入的、贴近的了解，而且我涉猎的范围有能力对对方的创作做出客观的判断，我才写。如果不了解，或者对方所从事的是我比较陌生的艺术领域，我就不写。尽管我写的文章可能谈不上什么批评，但我尽可能做到赞赏时绝不是吹捧，而是尽量找到其艺术价值上独特的长处；对于对方不足的地方，我一般不采用批评的态度，而是尽量地说出他需要更加努力的地方，语气尽量婉转些。我在评论中可能最主要是说对方的长处，但一定要准确到位地阐述出来。尽可能谈得深刻些、朴素些，直接准确些。这里一定要有一个艺术公正态度，有一个善意的动机。”
谈到现在的批评现状，杨飞云先生认为有一些困惑：某些评论家说的一些传统理论和现在的艺术实践脱节；另有某些评论家说的一些外来体系标准看起来比较“新”、比较“洋”，但同时也比较空，与现实距离还是比较远。杨先生坦率地说：“现在点评式的艺术评论太多，而系统的、研究性的、著作性的还较少。有的评论文章让我看不进去。评论家只从个人的角度去评判，而不是站在艺术的高度去把握；往往弄了一套很大的理论，但是对艺术实践来讲，却没有什么指导意义。这种感觉是我从有限的接触中感受到的。艺术家应该很好地接触艺术理论。而理论家应该拥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有个更开阔更宽广的视野。好的评论家能把艺术家带到他的平台和视野上，应该出于大的责任，大的善意。从这点上来说，即使苛刻的语言，也能激起人们对公正的信任，对正义感的见证，能触到痛处，使人为之振作。”他认为评论家应该培养自己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要敏锐，要能够深入研究和关注一些艺术个案。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骂骂咧咧不负责任的评论还很多，敢叫板，敢挑刺，敢对任何人进行某些情绪化的挑衅行为。他们站在一个很个人化的位置，把批评搞得很俗。尽管这种“评论”有时候也能产生一定影响，但杨飞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评论家，不是一种评论的好方式。杨飞云指出，批评家不应仅是一种职业，而应是一种责任。好的批评要有水平。批评家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修养，还要有健全的心态和善良公正的态度，立足点要高。他的观点不能是万金油，不痛不痒，抹到哪里都可以。他的视角不是局限于艺术的某个局部，而是有自己的深度、广度、锐利度，有自己清晰鲜明的鉴别。他的评论不是在表演个人的情趣，不是为了凸显个性、炫耀自己，而是站在普世的价值上。杨飞云感叹：现在有一些评论家其实很有才，但是评论的角度不对，心态不对。
什么是真话？杨飞云先生认为，真话是真诚的、真实的、追求真理的话。这三点都很重要。他说，在今天，批评最大的困扰是各说各话，很难找到共识。尺度各执一端，只站在自己的点上来批评别人。“多元共存”是很多人都爱提起的一个词汇，不过真理的体现方式可以各种各样，可以“多元”，而真理本身终究只有一个，是不能“多元”的。人类生存的地域和时代各有不同，但终究还是能够寻找到普世的共识。不能仅仅因为地域和时代不同，就互相难以沟通理解，甚至互相攻击。比如欧洲人和非洲人的艺术表现非常不一样，但其中反映的蓬勃的生命力、丰富表现力和美感，则不论什么地域和时代，都能唤起共鸣。这才是做出评判的最重要的基础。学术评论不能把“不一样”放在前面，而是把“好”放在前面。评论家的个性虽然不同，但一定会有共性，如果找不到共识，找不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评判体系，就容易把个性当成真理。再有一点，就是某些人的学术环境受到利益驱使。把学术看得不重要，把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杨飞云说他参加过很多学术研讨，其中也有个别的研讨会上有这种现象，大家好像说的是真话，随便发脾气，不高兴就骂，语气很强烈，但没意义，离真理很远，不是来自真心，而是想打倒对方突出自己。这种发言其实也不是真话。还有的情况下，某些评论家把话语权看得重于对话语水平的追求，他大说特说，表现得不是真理的力量，而是权力的力量。这样的话，也不是真话。批评的语言有的风格华美，有的风格质朴，就像牡丹雍容富贵，梅花纯朴清新，不能说谁高谁低，关键是有没有生命力，华美不能是做作轻浮的，质朴不能是粗俗浅表的。杨飞云表示，从个人角度来看，他更倾心于深刻、真诚、能打动人心的质朴之美。古朴、质朴、朴实、朴素在艺术上都是很好的形态。质朴了还能做到美，很不容易。
最后，杨飞云说：“批评家不是领导者，而是艺术家的警醒者。批评家如果肯俯下身子，多花一些时间研究艺术家的作品，或者自己也有一些艺术实践，他们的评论将更到位。另外，艺术家反过来也应该注意批评家的成就，多读书，多交流，不能关起门来变成画匠。批评家因艺术家存在，艺术家通过批评家反射自己作品内在和外在的价值，应该是很好的朋友。”他认为一个批评家若没有追求真理和仰望真理的信念，不管他多么有才能、有多么大的学养，他的批评最终都会掉到一个诡辩与自我表现的层面，失去理论的价值和力量。
本报记者 高 昌
3月5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副主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请她就当前文艺批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儿童文学界少有的学者型作家。您本人有没有文艺批评实践，是否写过文艺评论文章？
汤素兰（以下简称汤）：谢谢您的夸奖。我只是在大学里工作，学问很浅，还谈不上学者型作家。在我心中，像钱钟书、朱自清、叶圣陶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学者型作家。沈从文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也是很有学问的。他的《抽象的抒情》是了不起的文艺批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真正的学问。我虽然现在主要写作儿童文学作品，但我起初是学儿童文学研究的，我也写文艺批评文章，像作家作品论和创作论、文体问题研究都做过。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童话的诞生》，研究童话创作生成问题。我现在也会写一些文艺批评的文章，包括书评、儿童文学现象研究等。
记：您认为现在文艺批评的现状怎样？令人满意吗？
汤：我自己虽然主要的精力放在创作上，但是，我也关注文艺批评。现在的批评实在不令人满意。首先是真正的批评家太少了。真正能潜心阅读作品，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批评家不多。因为现在出版繁荣，每年新出版的作品、新冒出来的作家特别多，各种新书发布会、研讨会很多，在这些发布会和研讨会上，批评家们是必然要闪亮登场的。在这样的场合，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要想听到真实的批评声音，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则因为批评家们要面对的作家作品太多，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真正细读作品，真正去认真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作品本身。二则批评家是出版社、发行商请来的客人，在这样的场合，人家都指望听到好听的话，没有人愿意花钱买批评。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即便批评家想说真话，也难于启齿。
我们很少有真正的独立批评人，包括书评人。我们的批评都和各种利益相关，难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批评家正在变成吹鼓手。
记：您接触过哪些比较好的文艺批评？您认为一位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汤：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安徒生论》是很好的文艺批评。我也比较喜欢前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我认为帕乌斯托夫斯基结合自己的创作，以随笔式写法对许多作家、作品与创作方法的论述，比许多深奥难懂的纯理论批评更能切中文学的肯綮。
一位好的批评家必定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既有创作的才华，又有理性的思维和敏锐的眼光。他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质，他能从艺术创作的青萍之末看到艺术的风起、风向和风潮。真正好的批评家，还要有学术的操守——他会忠实于他的艺术准则，以艺术的标准为第一标准，而不会屈服于权利和金钱、世俗的诱惑。
记：现在有人感叹文艺批评说真话难，您怎么看？
汤：说真话是要有勇气的，也要有环境。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大学的时候师从著名的航空航天学之父冯·卡门，据说他发现了冯·卡门论文的一处错误，当即指出来，但冯·卡门不承认，两人发生严重争执。第二天早上，冯·卡门敲响钱学森的门，告诉钱学森：“我错了。”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法国姑娘金小鱼在中国打拼，开始读《厚黑学》，圈里圈外的人都说她“懂事”。有了这两个事例，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说真话那么难。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面子社会，有时候说真话会显得特别“不合时宜”。从事文艺批评的如果不是超人，也就难以免俗。
记：文艺批评对您的创作有帮助吗？您是否遇到过给您带来促进或困扰的某些批评？
汤：我们常说创作和批评有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可见，好的文艺批评对于作家的创作是有帮助的。严肃而中肯的文艺批评会对作家的创作进行客观的评说，对作家的创作进行总结与警醒，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潮流、创作趋势进行梳理与点拨。有质量的文艺批评，会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一种开阔的视野，会提升作家的创作。
不要说真正的批评，就是一个读者认真阅读过我的作品后，给我说一下他阅读的感受，都是有用的。比如，曾经有一个编辑在编辑我的童话文集的过程中，认真阅读了我的童话，然后跟我说，在我的作品中，很少看到父亲的形象，父爱是缺失的。如果不是他提醒，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确实没有认真去考虑过这个问题，作品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状态，其实跟我个人的人生经历相关。他的提醒，让我在后来的创作中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
记：您的很多作品在语言上都非常讲究，文笔非常优美。您认为好的文艺批评是否需要考虑文本因素？文笔质朴些好，还是华美些更容易打动读者？
汤：文艺批评跟学者、教授做的学问文章不同，文艺批评是文艺活动的一部分，与作者、读者一起共同完成对一个作品的期待和检验。它还担当起文艺赏析的任务，把一个作品、一个作家的艺术魅力充分挖掘出来，让这些东西和读者的生命和情感发生呼应，让艺术真正影响人的心灵。因此，为了更具阅读价值，文字的明白晓畅是必须的。至于是华美些好还是质朴些好，那是由文艺批评家个人的气质所决定的，但优美灵动的文字，富于诗意的表达，无疑会更吸引读者。
记：您对文艺批评的期许？
汤：普希金说：“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的美和缺点的科学。” 鲁迅先生曾有一篇杂文是《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他只是希望他们至少有一点常识，知道裸体和春画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虎的区别。鲁迅先生说的当然是反语，我们这个时代，信息爆炸，文艺创作空前繁荣，我们对于批评家的期待当然远远不止于常识。当时代向前发展的时候，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为这个时代遴选经典，举荐作家，让值得留下的东西留下来，其实就是文艺批评家的任务。所以，我所期待的文学批评应该在嘈杂和热闹中，坚持对文艺创作和现象进行理性的分析与研究，然后再提醒、警告或者鼓掌。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良师益友，而不是文艺的掮客和市场的经纪，所以，我期待有立场有操守有准则的文艺批评，期待负责任的文艺批评——既对当下负责，更对历史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