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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这一时期产生的大量革命文献，如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巴黎中共旅欧总支出版、邓小平刻印蜡版的《少年》月刊，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最早的《毛泽东选集》，以及各个根据地文献记载的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等，都是研究党史的珍贵资料。

    此外，该时期形成的农商统计、中国经济志、赈灾史料、教育公报、民国海军档案、蒙藏院及蒙藏委员会史料、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各省财政说明书等文献，对研究国家主权、边境、民族、军事以及农业、水利、经济等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如大量有关“东京审判”的文献和影像资料，就可以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铁证。

    记者：那就您认为，目前我们应如何开展民国时期文献的抢救和保护工作？

    周和平：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正是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民国时期文献，特别是革命文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鉴于此，我建议推动有关方面参照“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做法，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作为文化重点专项，尽快启动实施。

    具体到第一步，就是要开展全国性文献普查。在普查的基础上，形成《全国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同时，做好民国文献定级工作，形成《国家珍贵革命文献名录》和《民国时期文献分级名录》。

    其次，要加大保护力度。引进国外脱酸处理技术；对列入国家名录的珍贵文献进行脱酸与修复；建立标准库房，改善保存环境；加快缩微及数字化进程；策划选题，加强整理与出版工作。

    再次，要加强海峡两岸的合作与交流。在对台湾以及海外民国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开展面向台湾以及海外和民间的文献征集工作，以促使文献实物的回归和缩微与数字化成果的回归。

    周和平委员：民国文献抢救保护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