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林云

    从一九四九年五月至一九八三年离休，我在全国政协工作了三十五年，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关于政协礼堂的历史还很有意义。

    一九四九年底，全国政协机关成立，我们从中南海搬到王府井大街南口路东的三层小楼国际饭店办公，这是政协机关成立后的第一个办公地点。在国际饭店办公不到两个月，由于人员增多，搬到南河沿南口路西的一家饭店。不到三个月，又搬到中南海东花厅办公。一九五〇年九月中旬，全国政协机关与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互换办公地点，又由中南海搬到现在的办公地点，当时叫赵登禹路三十二号，后改为太平桥大街二十三号。这里原是清代顺承郡王府，建于清顺治初年。民国后，顺承郡王的后代将府第卖给进入北京的张作霖，成为大帅府，张学良曾在此居住数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使用这所宅院办公。政协机关搬来不久，就与张学良的好友于学忠洽谈购买这所宅院的事，于学忠代表张家办理了卖房手续。

    建造政协礼堂

    一九五四年春，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找到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对他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为全国政协盖一个大礼堂，能容纳一千二百人开会（建筑面积为一万平方米，造价三百万元）。经政协秘书长办公会决定，政协成立了建设政协礼堂小组，由政协秘书处副处长连以农任组长，我任小组秘书，做具体的联系和安排工作。这项工程实际上是受齐燕铭领导的，而他主持的两次会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次会议的参加单位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建筑工程局、电业局、中央广播事业局等，都是负责同志参加。齐燕铭在会上传达了总理的指示，然后讨论了选址问题和各单位分工协作问题。关于选址问题，有的人认为这样重要的活动场所，应建在长安街，我们认为既然是政协礼堂，还是建在政协办公地点为好。当时政协机关院子很大，从北面的麻线胡同直到南面的扁担胡同，占地约四十亩，最后还是选定在政协机关院内盖。会议还决定了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朱兆雪、赵冬日负责设计，市建筑工程局第一工程公司负责施工。考虑到礼堂建成后除政协使用外，中央和国家机关还会有一些重要活动要在这里举行，因此在设计方面要有翻译室和译意风装置。第二次会议是讨论设计方案，这次会议除第一次会议参加单位负责人外，增加了建工部副部长宋裕和。设计方案为大会场上下两层，可容纳一千三百余人开会，几个休息厅都比较大，一楼设五个会议室，即第一、二、三、四、五会议室，其中第二会议室可容纳二百人开会，三楼有一个八百平方米的大厅，既可开各种会议，也可举办各种文娱活动和茶会、酒会等。礼堂开东西南北四个门，北门正对着政协机关，南门是正门，南门外开一条马路。对于开马路问题，政协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样不安全。几经讨论并与有关部门交涉，最终还是因为开马路是北京市的规划，也就同意了。

    由于建设政协礼堂是中央直接抓的项目，参加建设的各个单位都非常重视，派出最著名的工程师设计，最优秀的施工队伍施工，所以政协礼堂的工程质量堪称一流。这里要提到的是，在建设礼堂期间，建工部副部长宋裕和几乎每天都要到工地查看。当施工进人浇灌主席台顶上大横梁时，正赶上夜间施工，我陪着宋副部长一直在工地，直到夜间两点多钟浇灌工程结束后，才回家休息。

    政协礼堂从设计到施工完成，前后共一年时间，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礼堂建成不久，总理来查看，我陪着总理从一楼走到三楼，他仔细看了一遍各厅室，没有说什么，看样子是比较满意的。当走到二楼西侧的小翻译间时，他侧身走了进去，详细询问了广播局机要室的同志有关译意风设施的情况。一九五六年春，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把连以农和我找来。小平同志对我们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要在政协礼堂召开，约有一千五百人参加，上主席台的有二百七十人，这次大会米高扬要来，得给他准备个休息的地方，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我们听了以后，十分兴奋，当即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中共八大会场的布置

    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要在政协礼堂召开的消息激励着全体礼堂员工，大家都纷纷表示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和大会服务工作，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我们从人员调配、安全保卫、会场布置、招待服务等各方面进行了精心的安排，还组织服务人员到外单位学习和操练。由于八大有一千五百人参加，礼堂的座位只有一千三百个。为此，在一楼把所有桌椅都移动位置，增加了两排桌椅。要解决二百七十人上主席台的问题，还要求使代表能看到主席台的人。当时我们确实感到困难，因为主席台口只有十六米宽，每排最多只能坐三十人，需要坐九排。我们不得不向有关单位请教，还请了一些能工巧匠，最后是这样解决的：第一排座就在地面，从第二排起每排高出二十公分，共做了八排高大地坪，每排都设有坚固的拦板以保证安全，这样共设计制作了八十多块拦板，在两侧和后排还留了走道。至于米高扬的休息问题，第一会议室是毛主席和主席台同志休息的地方，前厅好几个会议室，须穿过代表的休息厅，不好去。最后是把主席台西侧的道具间装修一新，临时作了贵宾休息室。这些问题的解决，邓小平和杨尚昆都表示满意。礼堂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夜以继日地工作，熬红了眼，有的累病了也不休息，那时大家只知道这是一项非常光荣的政治任务，工作再累也值得。总理每次见到我，都要叮嘱我要照顾好工作人员的休息，这又大大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在大会期间，有一次我病倒了，发高烧，杨尚昆知道后立即派大会卫生处处长黄树则到我家，还带来一位医生给我看病，使我激动不已。八大会议就要闭会时，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对我说，毛主席说这次会议期间，礼堂同志很辛苦，他要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见见大家。但由于主席活动安排很紧，抽不出时间单独接见。后来经我们与叶子龙商量，确定散会时在毛主席退场经过的地方，让近二百名工作人员站在主席台东侧过道、第一会议室及后门厅两侧，等候主席接见。当毛主席面带笑容，一边走一边挥着手说“同志们辛苦了”的时候，大家都拥着毛主席走到北门厅，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很多人都哭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使我终生难忘。

    （作者系全国政协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