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平

    因其“感人至深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胡锦涛总书记号召“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向杨善洲同志学习。具体而言，是要学习杨善洲同志的政治品格、公仆情怀、崇高境界和奉献精神。

    在国家发展“四位一体”和文化建设“两大一新”的时代进程中，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建设也需要追随并倾注“善洲精神”。

    一、“山是荒着的，地是闲着的，人的肚子是瘪着的，袋子里是空着的，我没有尽到责任……只要还有贫困和落后，我们就应该一天也不安宁。”

    每当读到杨善洲这段焦心虑智的话语，我就会对他的政治品格肃然起敬。一位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不是体现为多么响亮的口号，而是反映在心头的挂念。作为党的文化工作者，我们不是也应以这样的政治品格来关注文化建设吗？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步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是很高的成就。但毋庸讳言，文化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也就是说，在提供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和优质性方面，任重而道远；在文化建设领域中，也有“荒山”和“闲地”……这也是令我们感到负有责任、不得安宁的地方。作为党的文化工作者，我们应把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性、优质性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作为毕生使命和永久担当。

    二、“大家都在穷，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愿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这是杨善洲一段剖心坦腹的话，深深地维系着他的公仆情怀。公仆情怀根源于“民本思想”，对于公仆情怀最生动、最直接的表述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部领导屡屡要求我们转变政府职能、由“管脚下”转为“管天下”，就是要求我们成为“天下”大众的公仆而不仅仅是部门利益的代表。从放眼“天下”的文化建设角度来看，我们的文化管理最重要的职能是团结起广大的文化工作者，激发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并使之在服务人民群众的过程中发挥好文化的凝聚力。文化不只是文化人的文化，也不是文化人赖以炫耀的资本；没有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文明进步，我们的文化管理或者说文化服务是谈不上真正具有“公仆情怀”的。

    三、“我这么弯弯腰，林场就有苗育了。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我们要还债！要给下一代人一片森林、一片绿叶！”

    这是一段需要我们屏息静气来聆听的话语，因为这“弯弯腰”中正升华着杨善洲的崇高境界。说来你可能不信，杨善洲的“弯弯腰”是为了节省育苗钱而在大街上拾取路人吐掉的果核。搞文化的人爱谈“境界”，爱谈“兼济”也爱谈“独善”，爱谈“普渡”也爱谈“超然”。看看杨善洲，为着未来“果子成熟”的光彩，先耐住了遭人白眼的“弯弯腰”；为着造福下一代，竟然以“还债”的内疚自策自励！这也正是当下文化建设应当倡导的崇高境界。自步入艺苑文坛，每每有长者先贤叮咛再三：“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文化建设是“以文化人”的头等大事，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没有杨善洲“给下一代人一片森林”的境界，我们怎会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情怀？

    四、“共产党人就要做雪松……如果我的亲朋好友和家属子女想念，就到雪松树下坐一坐吧……”

    读着这样荡气回肠的话语，还需要解释什么叫“奉献精神”吗？的确，有不少文化人的文化追求，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是“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但真正留名传世的文化，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等。我们的文化工作者、特别是身为共产党人的文化工作者，对当下的文化建设也需要有一种“奉献精神”——我们讴歌“吐尽心血，温暖他人”的春蚕，我们讴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红烛，我们也讴歌“甘居贫瘠，予人绿荫”的雪松……说到文化建设就会说到“以文化人”的功能，但我以为，“化人”者必先“自化”，必先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化人格，而最高境界的文化人格就是对于人民大众彻底的奉献精神。我们文化工作者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优秀文化产品来证明自身价值的。试想，当人民群众心甘情愿地到我们提供的文化产品前来“坐一坐”，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怎样的荣耀！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奉献”所期待的最好回报！

    （作者系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