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  宁

    很多人对非洲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恐怕就是肆意蔓延的各种怪异的热带疾病和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黄热、霍乱等疾病通过提前打预防针是可以预防的，而疟疾这种顽症是没有任何可以提前预防的有效措施来控制的。疟疾，俗称“打摆子”，是通过非洲的蚊子进行传播的，蚊子带有疟原虫这种病毒，而非洲的蚊子几乎无孔不入、难以防范，只要人的身体被蚊子叮咬过，体内就会传染上疟原虫这种病菌，一旦身体不适、感冒、发烧、体温上升，疟原虫就会成百上千地在人体内迅速繁殖，而导致体温忽高忽低、出汗、发冷、头晕、乏力，症状与发烧接近。

    疟疾感染程度分为三类：轻度、中度、重度。一般情况下感染了轻度疟疾也万万不能忽视，须及时治疗，或吃奎宁（比较伤肝）、青蒿素，或到医院、诊所打针输液。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或本身体质弱、抵抗力差，疟原虫繁殖蔓延到大脑，俗称脑疟，也就是重度疟疾，那么可想而知，人就彻底没救了。

    几乎在加纳生活三个月以上的人都曾经患过不同程度的疟疾。我们工作组的同事还根据经验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戏将疟疾总结成以下几种：见面摆、定时摆、告别摆。有的人刚来非洲，没有体会到也没有重视蚊子的危害性，很快就被蚊子侵犯了，加之对环境气候不适应，患感冒而导致轻度疟疾，这种情形被戏称为“见面摆”，即初次到非洲初次见到新同事而“礼节”性地打摆子。而“告别摆”与之同理，即在非洲工作一段时间后因种种原因要离开非洲，心情复杂矛盾，而恰在此时，由于工作长期强度大、压力大，身体扛不住终于倒下，也就是在告别非洲告别战友时“礼节”性地打摆子。“定时摆”更有意思。我们有个同事，每天上午一到十一点钟就开始头疼、打喷嚏、体温上升，症状和疟疾颇像，于是他逢人就说自己每天定时打摆子，渐渐就被大家简化说成“定时摆”了。

    其实，一旦真的患了疟疾，那种滋味和感觉异常痛苦。在我到加纳生活工作的第六个月时我便被疟疾打倒了。由于工作性质决定，我几乎每天或每隔一天都要乘车三小时到阿克拉办事并于当天返回驻地，天气炎热，旅途颠簸，日复一日，我终于在一个周日的下午病倒了。体温39.6度，低压五十，高压六十，当同事开车数小时把我送到一所白人开的私立医院时，我已经头晕目眩站不起来了。护士推来一辆轮椅，几位同事把我挪到轮椅上，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或者说晕到几乎失去知觉，等我有了知觉和较为清醒的意识后，发现自己已经躺在病床上打点滴了。

    白人的医院就是看着干净、舒服，我住在一间双人病房，配有独立的卫生间。但是我的血压太低，不能站立，更别说行走了，所以我的“问题”只能在床上解决。病床离卫生间只有一米之隔，一开始我本以为自己可以快速利落地走到卫生间，但从床上站起脚步刚一迈出去，就眼冒金星头重脚轻地摔倒在地而再一次失去知觉了。等我再次从昏迷中醒来，就听见同事说，你该减肥了，我们两个人都没能抬动你，又叫了一个护士来，我们都使出吃奶的劲了，连拉带拽地才把你抬到床上，以后你就在床上大小便吧。虽然我极不情愿，但出于无奈，只好这样了。

    我在医院呆了一星期，打针、输液、吃药、量体温……病情终于得以控制，并逐渐有了好转。经参处和我们工作组都派代表来医院看望过我。我也暗暗窃喜，打摆子打得真是时候，我终于可以有理由放一个长假了。也正是由于这一次的摆子，让我不久被单位调回了北京。所以我打的这次摆子也的的确确可以称作“告别摆”了。

    真正因为打摆子告别人世的是我们工作组的一位来自湖南的中年工程师。那时我刚到加纳一个多月，就赶上这位工程师打摆子，从轻度转成重度，从中医转到西医，从白人私立医院转到加纳最大的国家级医院，几经周折，还是没能挽救他的性命。脑疟、脑出血、肝衰竭等等一系列死亡诊断，让工作组的所有人和当地华人陷入了巨大的恐惧和悲痛中。葬礼按照当地人的习俗在国家公墓举行，工程师的遗体安放在木制的棺材里，被架在一块平地上。仪式开始后，所有人有秩序地依次向遗体鞠躬告别并绕遗体一周。此时，在悲痛之余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工作组雇佣的几十名当地工人，他们也自发地赶来为中国工程师送行，并在现场动情地唱起了灵歌，歌声婉转哀怨悠远。仪式结束后，遗体连同棺材一起被露天火化，天空被染成了鲜红色，工程师的骨灰最终由同事带回了国内，送到亲人身边。

    这段经历是痛苦的、令人难忘的，每每想起心里都会丝丝泛酸。

    这就是非洲，这就是加纳，让人又恨又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