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怡孮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花鸟画家，和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共同成长。我的中学老师金玉峰对我初一时画的第一张画大加鼓励，他说“郭怡孮的画很热烈”，这句话激励了我一生——我要热烈歌颂今天的生活，歌颂我们的祖国。后来，在北京艺术学院求学我得到了许多优秀教师的培养，打下了学院派的基础，那段艰苦而激情的岁月，我永远不能忘。上大学时，刚刚落成的徐悲鸿纪念馆展出了徐悲鸿先生珍藏的4幅任伯年原作，是廖静文先生每天亲自开馆后拿出来给我临摹，闭馆的时候又亲自收起来。这对于我的入门学习起到了特别关键的作用。毕业前，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的一件作品参加了北京市的画展，邓拓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称“郭怡孮的画生机勃勃，大有出蓝之概”。那是我努力追求的、必须争取做到的一件事情，我永远记着。

    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有机会参加了文化部主办的中国画创作组。在那里，我得到了全国各地100多位老先生的真传，他们把继承中国文化艺术的重任寄托在我身上，把对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去世的那种感情，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寄希望在我身上。那时候，我学习了很多东西，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段学习时期。

    1996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办平生的第一次画展，受到许多老先生的鼓励。何海霞先生看完展览后当晚打电话时说：“怡孮你拥抱社会，拥抱生活，拥抱自然，我向你祝贺，这是你的心态。”潘洁兹先生对我讲：“我画的是工笔重彩，你画的是重彩写意。”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要再创造一个跟古人不完全一样的绘画风格。启功先生在我为中南海画的一幅大画上题诗“黼扆宏开大陆风”，我不懂“黼扆”的意思，查字典后方才明白“黼扆”是汉代宫殿上百官上朝时皇家用的最隆重、最华丽的背景屏风，启功先生认为我的画像非常隆重的屏风一样，而盛开的却是山野之风、大陆之风。从那以后，我不断地努力寻找现代的风格。我还记得邹佩珠先生拉着我的手告诉我：“可染先生一辈子在研究山水画的命题，怡孮你要把花鸟画的命题坚持下去，研究到底。”吴冠中先生看了两个小时后，告诉我“什么叫美，什么叫漂亮，花鸟画不要漂亮，要大美。”黄胄先生教我练笔墨，他说：“就让你练小笔，不许动大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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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学生也让我受益匪浅，这么多年来，我每年教500名到1000名学生。我曾经在中学教了15年，这样在北京市就有成千上万的学生。通过教学，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收益，获得了爱，我没有理由不把书教好，也没有理由不把画画好，不把工作做好。我深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中，花鸟画可以表现更宽广的社会主题，可以表现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在表现时代、歌颂生命、保护环境、关爱自然以及有关当前和未来的大事方面，花鸟画会显示出它特有的作用和生命力。

    （本文为作者在“大好春光——郭怡孮绘画展”上的发言，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