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平

    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蔡文姬》，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看过几个版本。尽管没看过焦菊隐导演的版本，但后来的复排都是严格按照焦菊隐的导演思路与设计，保持着《蔡文姬》本来的风格和面貌。今年5月演出的《蔡文姬》，由年轻人担纲主演。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进剧场，想不到再一次被震撼。

    意蕴深远的活道具

    大幕拉开，《蔡文姬》展现给观众的是空灵、大气的舞台场面。古典风格的配乐，浑厚且淳美，让你的心一下子就被攫住。

    尤为称道的是《蔡文姬》第二幕的舞台效果，那大漠草原的“穹庐”之感，不是简单地用材质表现，而是用“流动”的人呈现出来。一对对手执旌羽仪仗的士兵在舞台上往来穿梭，最后在舞台后方站成弧形的一排，直立的仪仗与天幕上垂下来的幕布幔帐正好形成穹庐的形状，庄严而有气魄。那虚实结合的效果，那以少胜多的意境，那繁简相宜的诗意，处处呈现着艺术创造的美感与深厚意蕴。这是呼厨泉单于的大穹庐（即王宫），大单于就在这里宴请汉朝来的使者董祀、周近等人。当蔡文姬做出“归汉”的艰难选择、同左贤王和呼厨泉单于等亲人告别时，排列在周围的士兵手中的旌羽仪仗都向前倾斜低头，它们似乎变成了活道具，有了灵性，读懂了人物的心事。

    这真是绝妙的一幕，我被这充溢着诗意的艺术气场冲击着、包围着，陶醉于其中。这不正是焦菊隐话剧民族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吗？

    描摹人物的真性情

    《蔡文姬》不是一个新剧目，其内容离今天的观众也有一定的距离，但为什么会吸引众多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呢？笔者认为，除舞台整体呈现的美外，还在于它写出了人物的真性情。

    毋庸讳言，郭沫若写《蔡文姬》时的一个用意就是“为曹操翻案”。对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人提出过异议，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曹操这个人物写得有些勉强。但笔者认为，对于曹操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该剧只不过写了他性格中的一个侧面，当然很不全面。但作为一个艺术人物，应该有其存在的理由，何况作者在剧中浓墨重彩描写的不是曹操，而是蔡文姬。

    蔡文姬这个形象可以说倾注了郭沫若的全部心血。“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这是作者创作这个戏的“种子”，而蔡文姬这个形象也是郭沫若个人情感的外化与寄托。剧中蔡文姬面对曹操归国邀请的兴奋，别夫离子的痛苦抉择，归国途中对儿女的思念，以致夜不成寐，弹琴赋诗以抒发心中烦闷，以国家大事为己任、毅然舍弃小家的高尚品格，都有着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从日本回国、别妻离子的痛苦与思念之情。

    特别是第三幕蔡文姬为父亲扫墓时的大段情感抒发，情真意切，动人心弦。“胡笳十八拍”的创作正是这种情感的体现。那优美且带着几分哀伤的旋律，奏响于空旷的夜空，萦绕于参天古树之间，也震荡于整个剧场，回响于观众的心间。人同此心，情同此理，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动容？

    经典作品需要传承

    《蔡文姬》的成功，不仅是编剧郭沫若、导演（原创导演焦菊隐，复排导演苏民等）心血的结晶，同时也是几代演员辛勤创作的艺术成果。可以说，郭沫若在剧中的诗情挥洒，导演焦菊隐对话剧民族化风格的追求，是通过演员及舞台美术（包括布景、道具、灯光、服装等）各方面的努力实现的。

    从演员的表演说，《蔡文姬》的第一代演员刁光覃（饰曹操）、朱琳（饰蔡文姬）等的表演是最优秀的。但艺术是需要发展的，要保持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需要一代一代导演与演员的努力打造与传承。那么，如何传承？如何保持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需要传承者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认真、细致的创造精神，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敬畏经典的心态。《蔡文姬》的复排演出是成功的。这不仅是导演苏民心血的结晶，也是全体演职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苏民在2002年重排《蔡文姬》时明确提出：“要在保持焦先生导演构思风貌的基础上求发展。”他以古稀之年带领北京人艺的年轻演员攻下了这个难题。这次，八十高龄的苏民又大胆起用一批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的年轻演员担纲主演，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此版本的《蔡文姬》，两个主要人物塑造得比较成功。于明加扮演的蔡文姬，演出了人物的书卷气，在处理个人情感与国事重任时，表现出了人物的真性情。濮存昕扮演的曹操也恰到好处，演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威严的大王和儿女情长的长者。还有左贤王的倔强、爽直，董祀的敦厚、大义，周近的自私、猥琐，赵四娘的深明大义，卞后的端庄娴静，也都比较好地体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配角的表演，比如侍琴、侍书，都透着一种灵气。美中不足的是，最后一场的舞蹈不够漂亮，没有把欢快的气氛推向应有的高潮。年轻演员的表演也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与提高。

    《蔡文姬》的演出，再一次证明，真正的经典作品是不会过时的。尽管它的内容已不是今天的新鲜话题，但它对人性的探索，对邪恶的批判，对正义的弘扬，是跨越时代、穿越时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