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珊珍

    现在一般认为，是陈望道最早在中国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对于这一说法虽然现在尚有争议，不过据现有资料看，现在所能找到的《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版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

    陈望道（1891—1977），字任重，原名参一，出生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个农民家庭。他早年毕业于浙江金华中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学习文学、哲学、法律，获中央大学法学学士学位。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一边勤奋学习哲学、文学、法律等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知识，一边在课余时间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早在“五四”前就接受了进步文化的熏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陈望道从日本回国。6月，到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并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他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3人一起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被人称为“四大金刚”。至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背景，还要从浙江的“一师风潮”说起。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个学生叫施存统（音乐家施光南的父亲），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非孝》，这篇文章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发表在《浙江新潮》上，不料竟在浙江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以至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学潮。

    浙江当局视这篇文章为洪水猛兽，强扣以“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浙江省教育厅曾两次派人要求第一师范的校长经亨颐开除施存统，并将陈望道革职查办，此令受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经亨颐采取了拖延和抵制的办法。12月8日，浙江省教育厅要求查办经亨颐，更换新校长。第一师范的全校学生愤而举行示威，他们既不让经校长走，也不允许新校长来。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政府调来七八百名军警包围了学校。学生们不畏强权，在陈望道的领导下，与军警开展斗争，结果酿成了“杭州一师流血事件”。杭州其他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赶来支援。在学生的一再坚持和乡绅的调停下，政府收回成命，经亨颐没有被调走。不过经过此事后，经亨颐不得不离职，陈望道也没有办法再待在杭州了，为了表示与校长同进退，他也自动离职。

    经过“一师风潮”，陈望道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他逐渐认识到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必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此时，陈望道正好收到《星期评论》（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刊物之一，1919年6月创刊于上海，由戴季陶等创办——编者注）的邀请，希望他能够翻译《共产党宣言》。此时的陈望道正好苦于没有去处，就准备先回家乡翻译《共产党宣言》。

    1919年底，他带着戴季陶提供的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回到自己的家乡分水塘村。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陈望道回到家也只能住到一间柴屋里，条件非常艰苦。山区早春的天气非常冷，但他依然坚持翻译，实在坚持不住时，就在屋里做运动取暖。

    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陈望道遇到的不仅仅是生活条件的艰苦，还有参考翻译资料的匮乏。当时，在大城市也很难找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更不用说在一个小山村了。陈望道只带了戴季陶给的一本日文底稿和一点儿参考资料，但是这些并不能够满足翻译的需要。为了能够翻译出更高质量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就托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来参考。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克服了无数难关，费了平时译书5倍的功夫，才把全文彻底翻译出来。最后完成译稿的时间是在1920年4月下旬。就这样，《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稿终于在分水塘的这间柴屋里诞生了。

    据研究陈望道的专家邓明以说，至今在分水塘村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母亲看他翻译得很辛苦，非常心痛，就想给他弄点好吃的东西。陈母设法弄了些糯米给他包了几个粽子，把粽子送到柴屋时，还附上了一碟红糖。随后，母亲在屋外问他，是否还需要加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了，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时，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原来他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是沾了墨汁在吃粽子呢！

    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后，陈望道在家乡收到《星期评论》社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上海任该报的编辑。1920年5月间，陈望道到了上海，才知道戴季陶要调往广州，并希望陈望道代替他的工作。然而，1920年6月反动当局查封了发行量达10多万份的《星期评论》。原本在该刊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打算也就落空了，只能另选其他出版机构了。

    据悉，后来在陈独秀等人的帮助下，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正式出版。初版的千余册立即销售一空，又应读者要求于同年9月重版。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17版，足见其流传之广和受欢迎的程度。

    （本文摘自《建党伟业》，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