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世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王蒙先生作为一个有着六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先后接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邀请参与了建党九十周年特别节目。我听他讲得最多的， 就是他作为共产党员所经历的从地下斗争到新中国建立，到新中国的建设，再到改革开放的激情岁月。这让我想起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日，王蒙先生在离开大庆前说的：“今年，特别是九月，有点过火，真的不想出去了。我想去的几个地方，革命的圣地延安去过了，工业的圣地大庆去过了。啊，还有几个地方应该去，那就是大寨，还有井冈山，都应该去。”

    我能理解王蒙先生对于革命圣地的向往。王蒙先生十一岁时就与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固定联系，不到十四岁就加入北平地下党，成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他参加过开国大典，又参加了共青团的工作，担任农村的生产大队领导，直到后来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化部部长。井冈山与延安是他所向往的革命的领导机关所在地。我们知道，年轻人喜欢幻想，追求理想，都有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情结，井冈山与延安闪耀着革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光芒，能不吸引他吗？

    王蒙先生一九八三年第一次去延安，据他自己说，当时他刚任《人民文学》主编，是和副主编崔道怡、评论家阎纲等三人一起去的。从阎纲先生的回忆里得知，那时王蒙先生与崔道怡到西安去组稿，“推销”《人民文学》，与同样到西部去“推销”《小说选刊》的他相遇，相约去的延安。阎纲甚至说到在回西安的路上经过高陵，他们吃羊肉泡馍，在碗里吃出了蛐蛐，王蒙先生泰然自若，而崔道怡罢吃的故事。我知道王蒙先生一九八二年九月就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九八三年八月出任《人民文学》主编。于他自己而言，在那一年，他创作了以伊犁为背景的系列作品中的主要作品，如《淡灰色的珠》、《穆罕默德·阿麦德》等。他的代表作《青春万岁》也在这一年被拍成了电影。他去延安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没法猜测。后来他在追述中写道：“那时候延安大体旧貌依然，只有延河大桥是一九五九年修的。说是头一年周总理来到延安，从河滩涉水过河时汽车陷在淤泥里，延安的老百姓奋力抬着总理的车子过了河。这使总理感动得流泪。说是总理看到当时延安的极不发达的状况没有什么改变，多有自责。后来总理回到北京，特批了一些钱，修了钢筋水泥的延河桥。”可见这座桥当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日前后，王蒙先生在时隔二十一年之后再次去了延安。延安之行，王蒙先生应邀到延安大学就文学的若干问题作了报告，并就当代文学的一些新现象与在场的两百多名师生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回京之后他写了散文《今日延安》发表在七月七日的《光明日报》上。在这篇文章里，王蒙先生在写完他在延安广场上的所见之后，写道：“这是哪里？这是延安。这是延安？”这里既有一种承认，也有一种追问。我能理解他追问的意思，在他的印象里，在他的骨子里，革命圣地延安应该是那种略带封闭的、原始的、古朴的样子。而现在延安早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他没有用歌曲《南泥湾》里的歌词“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来描述延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给了他“换了人间”的感觉。他列举了延安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诸多事实，还有市场化带给他的思考，甚至是无奈。“怎么办呢？如今，一九八三年以及更早以前的延安面貌正在离我们远去。革命圣地的人民正在大步奔向小康。”其实他说的延安的面貌，就是那种他对于圣地面貌的记忆与认同，“那时的革命领导人也与诗人们有着更平易的接触。”还有安塞，“令人想起当年解放区的革命题材版画，质朴而又强烈。那里的大腰鼓，气势磅礴。”让他想到“革命文艺依托了陕北风情”，想到“没有听过《信天游》的人，能理解中国吗？能理解中国农民吗？能理解中国革命和革命以后付出与得到的一切吗？”他无奈地接受了延安这样的变化，承认没有必要为保持那份记忆而继续耽于落后，人们追求发展，追求更幸福的生活是无罪的。但他希望“换新颜的同时也可以更多更好地保持一点有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旧貌”。对于革命圣地因为追求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历史意义与文化内涵的丧失，王蒙先生感到失落甚至痛心也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王蒙先生在后来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到过。

    二〇〇七年，延安大学成立路遥文学纪念馆，请王蒙先生题写馆名并出席年底的落成仪式，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原因，他题写了馆名，但终没有去出席相关的仪式。

    在王蒙先生的记忆里，除了革命的梦，还有建设的浪漫与激情。而凝结着这种激情的两个地名，一个是大庆，一个是大寨。一九六四年初全国发起工业学大庆运动，号召当时的工人阶级发扬“大庆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依靠外国，自力更生，为了工业的发展而苦干。同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而这两个运动，都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两个运动，代表了我们国家建设时期的精神，对于文艺，对于所有的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时期，王蒙先生一直在新疆工作生活。一九六四年，已经身在新疆的王蒙先生到吐鲁番的麦盖提县红旗公社等地深入生活，写了报告文学《红旗如火》。后来由于“文艺整风”，已经排好版的《红旗如火》被撤下，他本人也于一九六五年四月被下放到伊宁市巴彦岱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劳动，在那里他当上了副大队长。也正因此，他有机会亲自参与了更多的农业实践，对于农业战线的榜样大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大寨与大庆代表的那种时代的精神，有着一种向往，有着一种一探究竟的欲望。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九日，王蒙先生终于等来了到大庆去的机会。那天一早我们离开哈尔滨去大庆，通向大庆的高速公路平坦笔直，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那时正是夏天，穿过大庆市，我们没有看到当年王进喜他们开赴大庆时的荒原，也看不到那种冰天雪地的情景，看到的是与其他城市并无二致的崭新住宅小区和商业建筑，只是房前屋后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抽油机在提醒我们：这是个完全建立在油田上的城市。到达当天，王蒙先生就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当年王进喜带领过的一二○五钻井队。在队部，他观看了一二○五队史展览，参观了他们的钻井现场。他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早已不是当年王进喜他们的条件可以比拟了。我们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里看到了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文物，重新唤起了对那个艰苦创业时代的回忆。八月三十日，王蒙先生在“铁人大讲堂”作了题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华文化》的演讲。演讲中，他有机会将自己对于大庆精神的理解进行了充分表达，他说大庆给了他许多鼓舞和怀念。提到大庆，让他想起了《周易》里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能让人更深刻地体会到“创业维艰”的含义。同时，大庆还让他想起孔子的一句名言“知其不可而为之”，用大庆的话来说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国不同时期都有着积极进取、顽强拼搏的优良传统，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与我国自强不息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传统，也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他说的大庆给他的“鼓舞与怀念”，我认为就是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国家激情记忆之所在。不但他想起来激动，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只要提到大庆，也一定会有同样的激动。这也正是他念念不忘和决定来大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离开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之前，王蒙先生题写了“光辉万代”给纪念馆留念，这也是他对于那个激情年代和那种时代精神的总体评价。

    由于年纪渐大，最近出行又十分频繁，王蒙先生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了。但一谈到大寨，一谈到井冈山，一谈到沂蒙山，王蒙先生就又精神百倍，那里寄托着他们这一辈人的激情与梦想。他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在节目的访谈中表现，也在自己行动的方向上始终在追求这种激情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