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 静
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册府琳琅，根脉相承——中华典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展”自6月8日在京开展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主办方希望通过这一展览揭示文献典籍与非遗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溯文化之根源，探百艺之流脉，复遗产之原貌，明今后之发展”的目的。
此次展览展示了近200种记载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珍贵历史文献，共涉及十大类33个非遗项目。展出的古籍珍品有仅存的敦煌舞谱、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世界上第一部农业手工业生产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以及早期的文房用具记载、戏曲民俗文献等，其中60%的展品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
像朱载堉一样的知识分子
“在观看这些展品时，感觉就像是在与古人对话一样，十分亲切。”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在治学、写史的同时，也非常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们注重研究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书法、篆刻等民间艺术形式，而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为此写下了大量的书籍。
在此次展览的传统音乐部分，主办方展示了朱载堉（1536—1611）撰写的《乐律全书》，这部书涉及音乐、舞蹈、历法等多方面的知识。作者朱载堉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是音乐家、乐器制造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历法学家。他在音乐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后来西方人根据这一理论制造了第一架钢琴 ，故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据说，朱载堉的中医医术也十分了得，他经常为百姓义诊，远近闻名。“他死后，许多人还会从他的墓碑上挖一块下来，带回家冲水喝，据说能治病，因此他的墓碑立了三次才成。”
再比如此次展览中介绍的陈介祺（1813—1884），系清代金石学家。他对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深入研究，尤其酷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并不惜巨资搜集文物，仅秦汉古印就有几千余方。1850年，他在家乡山东潍县建成“万印楼”一幢，并将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复鉴别，系统整理，编成《簠斋古玉印谱》。在此次展览中，主办方也展示了这一古籍珍品。与之相对应的是，杭州的西泠印社金石篆刻技艺如今也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专家们认为，中国几千年文明之所以没有断裂，绵延至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总结、整理、保护和研究。“今天，当我们在做非遗传承时，我们还应该向古人学习，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等非遗的保存工作。保护应与保存并重，这是此次展览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刘锡诚说。
为认定和传承提供依据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祁庆富说，古籍对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认定一个项目是否是非遗时，要查阅古籍；在发生争论时，还是要依托典籍寻找依据。“现在一些地方在填写非遗申报材料的历史渊源一项时，是非常不严谨的，极不尊重历史和典籍，其实只要你花一些工夫翻阅一些古籍，往往都能为你的申报找到强有力的支撑。”
有专家介绍，前些年，韩国曾为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与中国发生争论，而中国只要拿出一本古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就能让对方哑口无言。在此次展览中，国图也展示了这本《金刚经》的复制品（原件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这部《金刚经》是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是一部首尾完整的卷子，经文字体浑朴厚重，墨色浓艳鲜明，雕刻精美，刀法纯熟，说明当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达到十分完美的境界。在卷末，还刻印了一行文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唐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这说明雕版印刷技术在中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因此，世界一般也公认中国是最早掌握雕版印刷技术的国家。
同样，这些珍贵古籍也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支撑。在此次展览中有一张敦煌舞谱的残片，它是一本用汉字记录了舞蹈的曲名、动作和节奏的字谱，上面写的文字非常特别，“外行人一看肯定将其视为天书，但这本书到了传统舞蹈研究者手里就能发挥神奇的作用，他们能依靠这本舞谱还原出当年敦煌舞的片段。”一位专家如是说。
同样，在此次展览中展出的《样式雷图档》对于研究、发展古代建筑营造技艺提供了翔实的一手文献。《样式雷图档》是指清代雷氏家族设计绘制的建筑图样及相关档案。据悉，雷氏家族自清康熙年间开始直至清末的200余年间，共有7代11人主持皇家的各类建筑工程，负责建筑设计和图样绘制等，其中包括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天坛、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等。国图收藏的《样式雷图档》共计1.5万余件，内容十分丰富系统，展现了清代建筑工程从设计到施工的全过程，显示了清代建筑施工技术和管理体制。
由故宫申报的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套营造技艺包括“瓦木土石扎、油漆彩画糊”八大作，其下还细分了上百工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工种已经出现了变异甚至消失。如果想让这些工艺得以重生，也许只能从《样式雷图档》中找到答案了。
被遗忘的非遗
在这次展览中，主办方从古籍中寻找到了许多记录笔墨纸砚制作技艺、传统音乐、篆刻、雕版印刷技艺的书籍，“细心一点儿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其中有些技艺目前还未被纳入非遗视野。”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说。他所说的这一技艺，就是中国传统的传拓技术。
传拓技术是中国人的发明，是以纸紧紧覆盖在器物的文字、图画上面，然后用墨打印。
据悉，传拓技术又可细分为乌金拓、全形拓、蝉翼拓等很多种。用不同技法拓制的作品特色各异，比如乌金拓制品墨色乌黑发亮，对于青铜器、秦砖、汉瓦、碑刻等都能呈现最好的传拓效果；蝉翼拓制品则墨色淡匀如蝉翼，在甲骨、扇骨、牙雕、玉雕等品类上多使用蝉翼拓。
据专家们介绍，传拓术和印刷术虽然所用材料都是纸、墨，但工艺流程却完全不同，它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因为青铜器、秦砖、汉瓦、石刻等的各种纹饰及书法的艺术，经传拓技术制成的拓品与拓本，十分易于推广和流传。虽然目前关于传拓技术的起源，业内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据专家推断最早于汉魏之间、最迟不过南北朝即已出现。
在本次展览中，主办方向观众展示了清乾隆年间的《三希堂法帖》，此本为乾隆末年以清代御制墨拓制，拓工精湛，是乌金拓的代表作。专家认为，最为可贵的是这一技术仍然在民间流传，并有一批爱好者。因此建议，应将这一项目尽早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毕竟这一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而且技艺十分高深，我们还应该将其捆绑起来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李致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