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启彦

    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的中译本原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迄今已经历了30载的岁月。此书自面世以来，一直深受中国读者欢迎，在史学界中亦经常被征引援据。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重新排印本书，笔者乘此机会，得对本书重温一遍，并得仔细校订前版未及改正的错误，亦一美事也。

    宫崎滔天（1871—1922）是近代中日两国民间友好交往历史中最值得怀念和尊敬的人物之一，他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近代中国革命家建立的友谊及对他们的革命事业毕生的支持，可谓诚挚感人。宫崎滔天一生有极不平凡的经历，他的思想是超前于时代的，他不像明治以来多数的日本人，理想的追求只停留在欧化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上，他提出支那革命主义（宫崎使用支那一词，绝无贬义——笔者），要支援中国以至亚洲各国受压迫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统治，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与和平的亚洲。这思想成为他终生奉献于中国革命活动的原动力。

    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宫崎滔天选择了参与中国的辛亥革命运动为其行动的第一步。对中国革命领袖的支援，滔天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努力斡旋与奔走，许多被清廷通缉的政治犯，包括孙中山、黄兴等人，获得了庇护；他又促成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会面与合作，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重大作用。他主张土地国有、平均分享的思想，影响和启发了孙中山与黄兴等人的社会政治观。为了增强革命派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的活动能力，他在日本政界、留学生以及立宪派之间奔走撮合，争取他们支持革命，结成盟友，而自己则甘于做中介者的角色。他为了让日本社会知道中国人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他把孙中山自撰的《伦敦蒙难记》翻译为日文（1898年出版），撰写数量可观的纪实文学作品如《三十三年之梦》、《支那革命物语》、《清国革命军谈》等，尤以《三十三年之梦》影响最为深远。宫崎滔天还在经济与军事方面给予革命派实质的援助，缓和了当时革命党人极为拮据的财政状况，帮助解决革命军火筹措的难题，所以滔天对辛亥革命可谓贡献良多。为此，宫崎滔天得到了许多史家学者高度的赞誉与评价。

    19、20世纪之交，中国国运岌岌可危，经历甲午战败和义和团事件以后，列强加紧分割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在此危急存亡之际，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两股革新力量，试图通过两种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以促进中国的更新，救亡图存。其中之一是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温和的政治改革，欲仿效明治维新，推行君主立宪，但结果因保守派的反对及破坏而以失败告终，主张立宪改革的康、梁被迫亡命海外，致力营救康、梁出险的是宫崎滔天。另一场是由1895年起至1911年止，由孙中山领导的由下而上激烈的政治革命，以确立法美模式的共和民主制为理想，期间的革命起义失败了多次，到了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才最终成功，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民国。在这10多年策划起义的生涯和亡命海外的日子中，当孙中山事业最低沉、境况最恶劣的时候，给予他有力的物质资助和精神支持者，是宫崎滔天。对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以来一贯的军国主义扩张侵略予以痛责的是宫崎滔天；对日本军部的骄横跋扈提出指责的是宫崎滔天；对日本右翼民间团体如黑龙会、玄洋社等，以利用援助革命派的手段来谋求扩大日本在华利权的做法予以坚决抵制的，还是宫崎滔天。

    滔天是一位自始至终真诚拥护自由平等及民主共和理念的人，具有一种世界公民、世界革命的意识，他希望建设的是一个“车夫马夫有车坐，穷苦农民亦富有，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的世界。我们不妨引用他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自序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他是这样表白自己的：我深信人类有同胞之义，故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我信奉四海一家之说，故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深恶之事，不可不除；憎厌之事，不能不去，否则世界大同的理想，就只是梦想……所以我便以世界革命者自任。

    （此文为《三十三年之梦》的序，文章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于2011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