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成

    我的家乡闽北光泽县，地处闽赣边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县之一。当年数万群众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等活动，被誉为“红遍光泽”。前后有上千名热血青年参加了工农红军，有二百八十七人跟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了，可是解放后只有一人回来。

    回来的这位老红军叫陈伯钦，是家乡光泽华桥乡牛田村陈家排自然村人。早年家贫，父母双亡。七八岁就给地主看牛，后来学剃头。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十七岁那年，他在邻近的地方看到扩红，就跟同伴一起报名参加。用他后来的话说是“找了个吃饭的地方”！至于什么共产主义、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劳苦大众的大道理，那是后来觉悟了的事。

    一九三三年春，他所在的县大队编入红一方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战略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红军里，他因为有剃头手艺很受欢迎，长征时他为毛主席、朱总司令剃过头。剃头的情景他几十年后依然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旬，红军抢渡金沙江后，在一个村子里，理发班长派他到首长驻地理发。他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理发时，首长关切地询问他的姓名、年龄、家乡何处等，他一一地回答。也许因为是理发兵，不是战斗员，他长征到陕北后一直到解放只负过一次伤。抗日战争他在一一五师担任过副连长，解放战争到过延安学习。因为没有文化，再加上脑部受过伤，解放后他在华东军分区休养团工作，一九五九年他被批准离职回家乡休养。

    陈伯钦回乡后，“老红军”就成了家乡人对他的尊称。一是他参加红军早，二是年纪大。家乡从父母官到一般平头百姓都敬重他这位革命功臣，在东关临街地方盖了三间平房给他安家。省市领导下来都会去看望他，逢年过节县里都会上门慰问，县里一些重大活动都会请他坐上主席台。到一九八〇年县政协成立时，还让年已六十八岁的他挂了一届政协副主席。

    我很小就认识了这位老红军。家乡光泽过去就是一条主街，不足四里长，在街上走来走去都会碰到。他矮胖的个子，一脸憨厚，长年穿着一身蓝布中山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下身黑裤子，脚下穿着解放鞋，只是夏天才穿一件白衬衣，朴素得像个老农民。我从小到大看着他，印象没有什么改变。他很少讲话，也不张扬，在街上走时人家看到他会主动让路，会亲热地叫他，他也笑着点点头作答。有时也会站在街边看人家下棋和做买卖，也不多说什么，只是人们看到会尊敬地向他打招呼，或端把椅子给他坐。他没有文化，说话乡下口音很多人听不懂，但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尊重。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一天学校请他来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不敢恭维，他讲的不好，口音又重，但我们还是热烈鼓掌。他的口碑一直很好，他的品行让人家感动。他在待遇上是个很自觉的人，很少向组织伸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他可以享受一些东西，但他却和普通人一样。家中的房子是公家的，到八十年代扩街要拆时才迁到县委领导的院子。子女的工作也都是自找的，他没有出过面。家乡牛田村陈家人来找，要他出面办点事，他也都没去。来人有时会埋怨，他说：“当年那么多人参加红军都没回来，活着的我有什么资格再向组织要什么呢！”

    到了九十年代，他已是八十高龄。小县医疗条件差，服务也不周到。好在医院不远，离他家只有二三百米，他都是自己拄着拐杖到医院看病，一样排队挂号、就医、取药。但人们看到，往往都会主动先让他，他也会推辞几句。

    二〇〇二年五月，已是九十高龄的他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我代表医院去看他，问他是否调个单独的房间或其他什么要求，他连连摆手说：“没有，没有，不用麻烦了，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我都挺过来了，这点病没什么关系！”当时在场的县政协领导很感慨地对我说，老红军这人一直是很自觉，从来不找组织的麻烦，不是病得这样还不让人来照料，真是个老革命啊！

    他走的那天，开追悼会时省市县领导都有参加，出殡时一路上许多人自觉送行，这在光泽是空前的。许多人相互转告：“老红军去世了！”灵车过时两旁的群众低头默哀，过了很久才抬起头来，向家乡这位老红军投向最后惜别与景仰的目光。

    家乡最后这一位老红军，也许他的一生业绩很平常，虽然有参加过长征的传奇经历，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和位高权重的风光。他只是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默默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没有高人一等的排场，也没有个别当官人的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更没有以长征的“壮举”为资本而炫耀，谋取个人利益，荫及家人亲友。而是像无数共产党人一样，恪守自己的普通人生。他的妻子和子女也是如此，如乡民一样谦和平淡，过着常人的生活。

    哦，家乡，值得抒写的人物很多，老红军陈伯钦是我心里认为很尊重很值得写的一位革命先辈。他应是每个家乡人心中一座共产党人不倒的丰碑，他身上所展现的一切应永远是家乡人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