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广东记者 戴 军 丘森林 裴 霞

    一支红军歌，能顶六个师。红军长征时期的革命歌曲，对于当时宣传党的政治主张、鼓舞红军战士的革命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由深圳市罗湖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段亚平编写的《红军歌声纵横谈》近日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当红军歌声代代相传时， ‘红军精神’便可发扬光大。”这是段亚平编写该书的初衷。

    一支红军歌，能顶六个师

    自1928年5月中国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到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近10年，无疑是一个英勇奋斗、辉煌壮丽的时代。

    红军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宣传工作当做重要任务。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以决议的形式规定：要运用歌谣等形式编写教材，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

    唱歌成为红军部队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始，《当兵就要当红军》、《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红军胜利歌》等一批简单明快、充满了最朴实语言和最明确目的的优秀革命歌曲开始相继创作出来并在部队中传唱。

    红军歌曲题材甚广。有歌颂红军领导人的，有塑造红军形象的，有表现红军战斗历程和战斗精神的，有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的，有表达军民鱼水情的，还有宣传反帝拥苏、传播共产主义的，以及纪律条令、学习上课和劳动生产等方面的。

    “断头只当风吹帽，负伤如挂大红花。”——当年的红军将士如此视死如归，又有着如此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幽默而且豪迈。还有“韭菜开花一条心，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有了共产党，坚决革命没二心。”“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这些直白质朴的文字，记录了曾经的旋律和心声，传递着不变的忠诚和信赖。

    红色歌谣千千万，一人唱过万人传。广大群众习惯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歌谣称为红色歌谣。风格明快、曲调激昂的红色歌谣是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革命教育作用。许多革命领导人，如彭湃、方志敏、韦拔群等，都曾编写民歌或运用传统民歌曲调填上新词，宣传革命真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这些民歌有的至今还在流传。

    回首红军10年历程，当一首首铿锵有力、雄壮豪迈的军歌在耳边回荡时，一幅幅气吞山河、充满信念的岁月画面也仿佛在眼前出现。

    为了红色歌谣 唱得更响传得更远

    从事文化工作40余年的段亚平，有着浓郁的红军情结，对红军文化尤其是红军歌曲颇有研究。

    几十年来，段亚平走云贵川、行甘陕赣，踏河西走廊、松潘草原，访遵义山城、金沙渡口，登宝塔山顶、井冈山上，临赣南大地、粤北山区……他仔细寻觅红军的身影，侧耳聆听红军的歌声，陆续撰写了《长征途中的红军歌曲》、《红军长征题材文艺作品纵览》、《金光闪闪的长征丰碑》、《关于歌曲〈赞歌〉和〈十送红军〉的感慨》、《维护红色经典〈长征组歌〉的光辉形象》、《行走赣南话长征》等文章。

    “在红军文化史料的研究中，我收藏了一批记叙红军事迹和红军歌谣的书籍，视为珍品。在咏唱感叹中，便有了再抒红军歌声、探究红军文艺的冲动。”段亚平说。

    采访中，段亚平介绍，在上千首红军歌曲中选择词例，是一件很费心的事，为此，他在选取词例时遵循如下4个原则：第一，流传地域和题材方面尽量以各革命根据地为主，包括东北抗联歌曲；第二，尽可能选用“原汁原味”最早版本的，一些后来因某种原因而明显修改过的作品，不被入选；第三，所选的歌词要完整，保持“原装”内容；第四，一部分歌曲的歌词太长，且表意不集中，只好舍弃不用。“新中国成立后新创作或是新填词的‘红军歌曲’，毕竟不是当时的歌声，故不在论述之列。”他补充道。

    《红军歌声纵横谈》共分为9章21节，选用红军歌谣200余首，是一本全面反映红军歌谣及其背景的专著。该书以评介红军歌谣为主线，对红军10年间的文艺工作进行了描述，如红军文化队伍、红军文艺机构、红军文艺活动、红军战斗历程等均有涉及。“这样更能较为清晰地展示红军歌曲的相关背景，也是书名为《红军歌声纵横谈》的‘纵横’之义。”段亚平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