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乔 欣
没用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召开了多次代表大会，每一处会址都铭刻着一段难忘的历史，它们今天是否都依旧完好地保存着？让我们一同寻访。
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
在上海市卢湾区新天地商业区的东南，有一处游离于商业繁华之外的僻静建筑，当路人行至此处，每每会不由心生肃穆。这里是兴业路76号，门牌下是一块闪光的牌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从外观看去，这是一幢具有浓郁上海民居风格的典型石库门楼房，楼房建于1920年，一层那间18平方米的客厅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
会址如今已经被开辟为纪念馆永久保存下来，走进这里，看到的是当年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在此开会时的场景，里面的陈设布局也与当年相同。但是据说，纪念馆的初期布局却是有失偏差。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上海市委非常重视对中共一大会址的勘察工作，指示市委宣传部负责进行调查。1951年4月，经查实确定中共一大会址在今兴业路76、78号（原望志路106号、108号）并开始了修缮工程。1952年初修缮工程竣工。同年9月，会址内部布置就绪，中共一大会议室布置在楼上，开始内部开放，征求意见。后来，附近居民反映会址房屋曾经改建，已非当年原貌。当年的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在视察后回忆大会是在楼下举行而不是在楼上。当时的房主人也反映，他们家放在楼下客厅的大餐桌从未搬到楼上过。经过调查核实，会址于1958年重新按当年建筑原状进行修复，拆除改建时增建的厢房，会议室亦按董必武和原房主人的回忆布置在楼下。这样，会址从房屋建筑到内部布置都恢复了当年原状。
在这座普通楼房内召开的中共一大，不仅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也从此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1921年7月，13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来到上海，秘密聚集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准备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晚，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夏夜，但对中国历史来说却有着深远意义。当晚，中共一大正式开幕。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他们身份各异、口音不同，却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会议中途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场，于是会议被迫中断并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就在这艘船上，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的名称也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因为见证了党的诞生，这条船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红船”。
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根据中共一大会议时来嘉兴安排游船的直接当事人王会悟回忆，仿制了一艘丝网船模型，在经过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审定认可后，按模型原样仿制了一艘画舫，作为南湖革命纪念船，供群众瞻仰。近10年来，这艘按原型仿制的红船一直静静地停在岸边，旺季时每天会有近两万人来此感怀当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的情境。
兴业路76号和红船作为中共一大的重要历史见证被悉心保护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月刚完成大修，纪念馆馆长倪兴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所说的中共一大会址是由1921年一大开会原址和为原址配套服务的纪念馆和图片陈列馆共同组成。已有60年对外开放历史的中共一大会址多年来一直坚持“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会议室的家具均按原样仿制，但旧址原貌和内部布置一直保持1921年的原样。与中共建党80周年时的那次大修相比，本次一大会址纪念馆修缮工程最大的区别就是工艺上的改进和材料上的创新，首次采用了更接近原来石头材质的进口石粉进行外立面修缮和内层墙面粉刷，修旧如旧，在外观和质感上更接近上世纪20年代石库门建筑的原貌。倪兴祥认为，此次修缮“整体效果是历次修缮中最好的”。
南湖革命纪念馆文管员介绍，每年8月，他们都会对红船进行修缮保养。“泡在水里的部分哪里烂了，就挖下一小块，再重新补上。”为了维护红船的历史感，每次修缮都花费很多工夫。红船一年一小修，两年一大修，修理时要把红船上的1000多个零件卸下，按照“修旧如旧”的保护原则进行维修。
谁是第12位代表
同样在上海召开的还有中共二大和四大，二大会址位于上海南成都路625号（现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这是一座已有上百年历史的石库门房子，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在沪的寓所。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公馆”的客堂内正式召开，12名党代表热烈地讨论着中国的时局及对策。隔壁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家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印刷间。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中共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等重要文件，并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
令人关注的是，毛泽东缺席了这次会议。对此，二大会址在展览中用美国记者斯诺的作品进行了注解。据斯诺记载，毛泽东本人曾说，他本来也是要来开这次会的，但因为具体地址不详，当时又联系不到任何同志，结果就错过了这次大会，他对此一直感到很遗憾。
因年代久远，二大会议没有给后人留下很多能够追抚的印记。当时，为安全和保密，和一大时一样，会议采用了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开法，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南成都路625号召开，其它两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地点，已难以考证。如今的二大会址已经成为纪念馆对游客开放，展厅内，悬挂着12幅会议代表的照片，而其中一幅却留出了空白，这引起了人们的好奇。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记载，二大会议共有12位代表，他们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尚有一位代表，因历史原因，无从查考，这也成为二大留给我们的历史疑团。
从展馆的旧址模型上，人们可以清楚看到，老成都路同期建造的石库门建筑共有四排，二大会址位于深巷中的第二排，现在却成了沿街楼房。原来当年这里造高架时，有关部门考虑到二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特地为会址让道，于是我们今天看到二大会址坐落于上海市静安区美丽的延中绿地上。
会址毁于战火
此后，我党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陆续树起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大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明确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问题。这些会议的会址有些已经不存在了，例如广州市越秀区东山恤孤路上曾经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金字瓦顶的房子，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遗憾的是，会址在抗战期间被日机炸毁。如今，人们只能走进广场旁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里缅怀那段历史。
同样毁于战火的还有中共四大会址。据查，中共四大会址原址于上世纪30年代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已被炮火夷为平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中央文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多位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主要查访中共四大会址原址和出席代表，留下了10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由于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中共四大会址遗址仍下落不明。“文革”结束后，许多当事人的去世，使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的查找，更成为一个难题。在查找中共四大会址时，郑超麟是个关键人物。当年，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四大召开时，由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指定其担任记录。
1984年5月，郑超麟在接受上海市文管会工作人员访问时，回忆说：“这所房子，当时是委托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张伯简同志找来的，找房子地点的要求，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开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所以才找到铁路边的这所房子，当时租下来时，房子是空着的。”当年郑超麟除了负责会议的记录外，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来到会场。因此，对当时的地点、路线印象比较深。他回忆，这幢房子的三楼作为代表的宿舍，二楼是会场，一楼客堂是空的。进出均走后门。每天会议结束，除了原路回去以外，还有两条路线可以分散走，这三条路线他都是走过的。在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后，最终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被确定为中共四大会址遗址。
为了纪念这次会议，上海市虹口区于2006年在多伦路215号建立了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今年6月24日，中共四大纪念馆在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绿地公园开工。
在异乡召开的代表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共六大是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开会地点位于莫斯科南部一个距市中心30多公里的村落——五一村。
1927年“4·12”政变后，中共的处境异常严峻。党内出现一股左倾盲动主义思潮，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实施大城市武装暴动，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1928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第九次会议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对中国革命现实的错误认识。共产国际同时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总结和筹划中国革命问题。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白色恐怖条件下，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这是一次秘密的大会，会议的筹备、代表赴莫斯科的路线、会议的地点等等，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会议召开后，外界也不知道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都是党内的主要负责人，白色恐怖开始后，他们都是国民党重点通缉的对象。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邓颖超等与会代表甚至乔装打扮，分道经大连、哈尔滨、满洲里入境苏联到莫斯科。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和特邀代表都是用假名或者直接用编号的名义发言。比如，瞿秋白用的假名是“斯特拉霍夫”，周恩来使用的假名是“莫斯科文”和“伍豪”。
今天，据当地村民回忆，召开中共六大的会址叫做“穆辛·普希金庄园”，位于五一村主路旁，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后来这个庄园主的建筑作为国营农场员工的住宅经过几次翻修已经面目全非。目前这个建筑几乎被2009年和2010年发生的两次大火彻底毁坏，在周围新建的现代化建筑的衬托下显得残败不堪，已经不具备居住条件。该房子属于五一村村委会的财产，未来的计划安排尚未确定，至于是否会作为文物进行修缮并保护下来，目前村里没有统一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