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元
1982年至1987年，我曾在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工作。其间，还遇上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政变。虽然这段特殊经历已时隔近30年，但当时的一幕幕情景在我脑海里仍然记忆犹新。
驻在国突发军事政变
1985年11月的一天清晨，我起床后习惯性地打开了放在床头的收音机。凝神一听，可不得了！利比里亚国家广播电台正在播出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新闻称利比里亚武装部队参谋长奎翁巴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国家元首塞缪尔·多伊领导的政府。奎翁巴还号召全国人民保持镇静，支持新政权，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驻在国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立即在大使馆传开了。我和使馆的同事们顾不上吃早饭，马上出去观察形势，了解各方人士及广大公众对这次政变的反应。只见大街上早已人山人海，男女老少欢声笑语，载歌载舞地欢庆政变“成功”。
其实，多伊与奎翁巴的关系原本还算不错，但后来两人逐渐产生了政见分歧。主要原因是多伊专权腐败，置人民疾苦于不顾。我曾听一名马来西亚商人说，在利比里亚采伐木材，除向当地有关部门按合同付款外，还要在合同外向多伊夫人交钱。而奎翁巴则比较清正廉洁，对于这一点，我本人也有切身体会。当时，他虽贵为军政府中的二号人物，但举行婚礼却一切从简，连驻利比里亚的外交团也没有邀请。事后，我馆刘溥大使让我去补送一幅画给他，我原以为他一定住在一幢像样的別墅里，想不到他居然住在军营一栋极其普通的平房里，家中陈设也十分简陋。
奎翁巴发动政变得到了大多数军人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他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只看到首都百姓万人空巷上街庆祝，却忽视了参与政变的军队尚未攻占总统府。最终，政变军队在总统府卫队和巴克莱训练营部队内外夹攻下被打垮，这场政变以失败而告终。
特殊时期考验应变智慧
就在多伊粉碎奎翁巴政变的当天，利比里亚宣布在全国实行宵禁。禁令称：从晚上6点到次日早晨6点，不论是利比里亚人还是外国人，包括各国驻利比里亚的外交人员在内，都必须待在房屋里，不得外出。如果在这一期间发现有人在室外，一律格杀勿论。
当时，我担任使馆二等秘书，主管外勤、礼宾、文化、侨务、领事等诸多工作，加之驻在国电话线路经常不通，对外联络、办事、采买等主要靠自己出去跑。可以这样说，外出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别人几天不出门或许不要紧，可我一天不出去也不行呀！外面这么乱，又必须往外跑，就只有仗着自己胆大心细了。每次外出时，我都在车上多带一些小瓶白兰地酒、折叠纸扇、清凉油之类的小礼品，以便“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外出办事当然不能在早上6点前出发，并且下午一定得牢记5点半左右必须返回使馆。
要在平时，坐在挂着外交车牌的车上，一路上都是畅通无阻的。但在政变期间，情况却大不一样——不管你是什么人，坐什么车，经过岗哨时一律都要停车，并下车接受检查。我们使馆位于首都蒙罗维亚的城边，进城、返馆都要经过三四道岗哨。车子靠近岗哨时必须开得很慢很慢，到了岗哨前必须下车出示身份证接受检查。至今难忘的一个场景就是，车子缓缓地驶向岗哨，几个士兵的枪口一齐对着车头，我走下车后，他们又将枪口一齐对着我。我得先说明我是外交官，再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小礼物相赠，这样就可以较快地被获准放行，打开后备箱检查有时也可免去。
每天在枪口下工作
一次，我到机场去接新派来的馆员王晓同志。按照飞机正常的到达时间，下午5点半左右将人接到使馆应无问题。但不巧飞机晚点了，我只好为他在机场旅馆安排好房间，再与有关航空公司设在机场的办公室取得联系，给值班人员写了一张字条，告诉他们我馆新来馆员的姓名和为他安排的房间号码，请他们帮助在机场接一下，再领他到机场旅馆住下，并且务必转告他宵禁期间不能到室外活动。安排好一切后，我火速驱车返回使馆。
首都蒙罗维亚城内的主要路口以及通向机场和外地的各个交通要道全都布满了岗哨，均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回来的路上经过了4道岗哨，到达使馆时已经是5点50分——离那个“格杀勿论”的时间仅有10分钟！真悬啊！当时，整个利比里亚的电话线路都不畅通，更没有手机联系，使馆的同事们迟迟见不到我把人接回来，全都急得不得了，为我们捏着一把汗，生怕我们在半路上出什么事。回到使馆以后，我将情况进行了说明，大家悬着的心这才放下。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前往机场将王晓接回。
就这样，在实行宵禁的10多天中，我每天至少要进城或去机场一趟，来回都要经过三四道岗哨，那乌黑的枪口每天总有七八次对着我的胸膛。说实在的，当时不可能一点不害怕，但使馆的工作需要外出，那我就必须得敢于冒这个险。当然，作为一名中国外交官，只要我不做违规的事，当地士兵是绝对不会伤害我的——这句话在理论上讲固然是成立的。但实际情况呢？鉴于子弹已经上了膛，而且那乌黑的枪口老是对着我，万一哪天哪个士兵不经意间擦枪走火，那我这100多斤的分量可不说交待就交待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点后怕哩！
（本文作者曾任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二等秘书，中国驻莱索托和驻纳米比亚大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