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逃离大都市，放弃北上广，要生活，不要漂……当这样的俏皮口号出现在耳边时，人们常会心一笑，感慨良多。
事实上，在北京漂着的艺术家数量惊人，并没有多少人会真正“逃离大都市”。北京，每年不仅通过院校吸纳艺术青年，还会以讯息、资本、人脉等各种听起来美好的词汇吸引各地怀着艺术梦想的人们。
漂与否是个人的选择，有人漂的是无奈，有人漂的是投机，有人漂的是自由，有人漂的是精神。可以想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漂在北京，仍然是许多年轻艺术家的选择。漂泊、窘困、孤独不仅是坚守艺术需要付出的代价，而且可能还是熔铸艺术内在精神的必由之路——尽管这条道路仍然不一定指向成功。
本版刊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徐唯辛谈“北漂”的文章，本报记者对三位“80后”北漂艺术家和中央美院教师的采访，试图通过这些样本呈现北漂艺术家群体的状态，探讨年轻艺术家“北漂”的心理动因和“北漂”的得失，为艺术的发展和艺术家的成长写下一个注脚。
“玩耍儿童”的追梦之旅
本报记者 张晶晶
“告诉我忘了那些风和花，只能想明天的午餐在哪儿啊。告诉我忘了那些真和假，只能拼命追逐疯涨的房价。你得学会伪装像个猎人一样，你得忘掉幻想像个大人一样。还得收起那些花花绿绿的衣裳，出门信用卡带上，才活得像样……”
26岁的时候，宋建树写了一首小诗，题为《二十六》，看得出这位想活得像样的有为青年，和大部分奋斗的年轻男孩一样，处于现实和梦想之间晃晃悠悠的状态。
生于1982年的宋建树从湖北美术学院本科毕业后就来到了北京，当时的目标是考中央美院隋建国教授的研究生，考研时专业课成绩很好，因为英语成绩不好又考了一次。去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没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选择职业艺术家的道路，而是找了一份私企的工作，朝九晚五地上班。因为有工作，所以在经济上，他的状态比许多同学好一些，“有好多职业艺术家的朋友还挺困难的，愁房租，吃了上顿愁下顿的都有，也有发展好的。我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他说。他不想当职业艺术家，因为觉得“卖作品变成职业会失去自由”。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和一些朋友一起在顺义租了一个工作室，目前正在装修中。他希望自己面对做艺术这件事可以有做或者不做的选择，只有这样，“怎么做”才是自由的，所以就需要有份收入可以养活自己去做作品。虽然创作的时间少了，但他总觉得连玩儿带干的感觉是最爽的。
宋建树还喜欢写小诗，笔名叫“玩耍儿童”。他的新浪博客里的绝大部分文章是他写的小诗，描述的多是此时此刻的心情——青春的迷惘和挣扎。对于喜欢的事情，他似乎喜欢保持在一种儿童玩耍的状态，单纯、自在、快乐。
宋建树选择留北京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当代艺术气氛好一些，更能提供机会，便于信息交流，有商业机制的介入，至少说通过做艺术出人头地的出路也多。他现在的工作和艺术有直接关系，因为毕竟是熟悉的行当，谋生较容易。尽管上班，他于今年办了名为“剔”的展览，小小地露了一回脸。宋建树坦言，第一次展览压力不小，还有点担心给导师丢脸。
在北京艺术圈里成长奋斗，保持玩耍儿童的状态几乎不可能。“最近创作上的事想的也少，受到的教育也多半围绕成功学展开，这个学问当然也得抓，毕竟‘三张’的人了。但我还是觉得创作本身的问题才是核心。”展览后，宋建树写下博文提醒自己。
二三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十几块钱一斤的猪肉，和北京的现实保持距离，玩耍儿童的追梦之旅并不那么容易，很多时候正如他自己描述的“那个英雄少年已经越走越遥远，梦里依稀是他的背面。站在人群中你感觉越来越疲倦，不知明天在哪里上演。”但是，灵感闪耀的瞬间，他又体会到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真实和满足，这种感觉刻骨铭心，“去下一站等待召唤，擦干眼泪我们继续走”。
怀揣梦想 宅在北京
本报记者 李百灵
黑色的长裤搭配藏青色的T恤，休闲感十足，一副半框近视眼镜，遮住了半张消瘦的脸，若不是陈雷脑后随意梳起的中长发辫和额前一点弯弯的刘海，我无法把他和“艺术家”这3个字联系起来。然而，在他的朋友们眼中，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艺术潜力的北漂。
1984年生于河南商丘的陈雷，5岁开始学画，2003年考入中央美院学习油画，2004年改入雕塑系材料与观念艺术工作室，2008年毕业后成了北漂艺术青年中的一员。
陈雷说，北京是一个离自己梦想最近的地方——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天赋在大学期间就显现了出来：多次参加画廊和美术馆的展览，有作品被上海美术馆以及英国收藏家收藏。毕业后，陈雷和发小在望京合租了一套小三居的房子，3年没换地方，如今月租金涨到了4000元。
在陈雷看来，北漂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每年用较少的时间接雕塑项目、在画室教课挣钱，“最大的活儿是和朋友合作设计北京饭店大厅里的主灯，拿到了三四万的设计费。小活儿就是做个小的雕塑，比如电影节需要一个吉祥物、某3D动画需要一个造型等，我设计出来，对方按尺寸给钱。”因为项目时有时无，在画室上课的时间也很短，陈雷的收入并不稳定，但是一年下来也有五六万元的收入，足够养活自己。和大多数人相比，陈雷的生活很慢、很自由。
陈雷是个典型的宅男，他说喜欢宅是因为逛得太多了，现在网络就是陈雷的最佳伴侣。“我要买东西就上淘宝，吃饭也在网上解决。比如，我在网上订一份三文鱼刺身，50块钱一大块，够5个人的份，又新鲜，又便宜，但是在饭店吃也就是一点点。”生活上，陈雷非常节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窘迫。“我会把钱省下来干别的，比如出去旅游。”陈雷喜欢旅游，他在大学期间就骑着自行车把北京转了个遍。
宅在北京，陈雷并不急于挣钱，“现在办画室很挣钱，但是很操心，我不愿意做。我帮朋友教教课、接点雕塑项目，挣点小钱，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我学艺术不是为了挣钱。”陈雷把省下来的时间都用来创作、上网、阅读，偶尔打打游戏。“我每天都看新闻，这是我毕业后很重要的变化。新闻是我创作的很重要的因素。”在做雕塑、装置的同时，陈雷也画油画，题材比较尖锐。
虽然陈雷的作品已经被一些收藏家看好，但是他并不愿意过早进入市场以卖作品为生。“我大学期间就开始接触艺术圈，发现很多我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就刻意淡出了那个圈子。我参加过很多展览，但都是玩的性质，不是学术性和商业性的展览……现在我是一个半职业半业余的艺术家，这样比较好，不用担心下一个作品卖不出去，没法生存，还会影响自己的创作。”
陈雷目前与北京的画廊和德国的艺术机构有合作。广阔的视野让他看清了国内艺术市场的现状。“国外的艺术市场体系是比较完整的。外国人对年轻艺术家的定位是30岁到35岁。像我20岁出头就办这么多展览、卖作品，在国外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的艺术市场火爆，‘80后’艺术家太早成名不是一个好现象。”
年轻的陈雷，言谈之中充满着淡定，几乎没有年轻人对未来的迷茫。他不喜欢稳定，铁饭碗式的生活，会让他变得麻木，因此他选择漂泊，但是他也讨厌“漂”的不安全感。他说，从18岁高中毕业到30岁左右结婚前，是一个人最该珍惜和好好把握的10来年，“因为你可以完完全全为自己而活”。
陈雷和初恋的女友谈了7年恋爱，女友毕业于央美美术史专业，已经是某集团艺术部门的主管。陈雷崇拜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这些一生未婚的大师，但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不婚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想法，面对现实，他选择一定程度的妥协，“婚姻就是顺其自然，但是30岁之前的时间是我自己的”。
年轻艺术家
一定要漂在北京吗？
徐唯辛
年轻艺术家早期不必一定要在北京漂，理由如下：
北京虽然机会多、信息丰富，但年轻艺术家并没有做好准备，没有一定能得到“机会”的能力。即使偶然得到，也是意义不大的“小机会”，真正的“大机会”与你是无缘的。因为艺术是个复杂的系统工作，需要长期积累，仅靠一点技术和灵感，是没有“大机会”的。
另外，北京物价高，租房贵，压力大，生活环境恶劣，为糊口疲于奔命去做与艺术无关的工作，没时间练内功，虽然经常在“现场”，但永远是“围观者”，长此以往，年华就被耽误了。
目前中国艺术市场畸形繁荣，好像是个艺术家就出售作品，其实这是假象，极不正常。试想，在一个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难以想象有那么多人热爱艺术。正常的社会，真正能够销售艺术作品养活自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一定是业余从事艺术工作的。一旦经济有问题，艺术市场会最先被重创，那时年轻的艺术家生活和创作将会难以为继，不如未雨绸缪，找好定位。
年轻艺术家毕业后不如先到二三线城市待10年左右。好处是有正式工作，工作还不赖，可能是中学、中等技校甚至是艺术学院的教师。中国的艺术院校，可说是专业画院的翻版，教师的课程每学期最多只有9到10周，剩下的时间都是个人的。这样的条件下，从容读书画画，依靠网络获取信息，蛰伏多年，再来北京，甚至不用来北京，天地就不一样了。
我们学院一位本科生，前几年毕业主动选择去了云南，现在某艺术学院任教，分配了画室，画画办展，忙得不亦乐乎。另外两位本科生，一个去了河南信阳师范，一个在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分校任教。这样的例子不少。要是在北京，别说本科毕业，中央美术学院的硕士、博士毕业进大学任教都很困难。
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幸运儿，家中有钱，或者一毕业就被市场和学术所青睐，但，这绝不是好事，走不远。
我是2000年四十岁出头才进京的，发展还算顺利。我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后在新疆和田和广州待过15年，出了不少作品，也经历了许多磨难。其实我也想早进入北京的，比如考研和研究生毕业时，但机缘不到，都没成功。如果我年轻时就进京，发展结果很难预料。所以我属歪打正着类。
我以个人经验奉劝年轻人，有时，“迂回战术”相当有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油画家）
北京的优越
周少一
留京对于外地年轻人来说，是一笔算得清的账，尤其是外地的北京高校毕业生。我的本科同班同学30人，只有两位是北京籍，其他的来自五湖四海，毕业时80%留京。当时离开北京的同学工作都不错，但是甭管挣多少，提起北京就会有一丝被离弃的黯然。到了研究生毕业，留北京的比率更高了。
留北京的外地同学，大多家境普通，面对徐唯辛老师所说的各种压力、不如意。每个人埋怨都很多，但是没见有人离开。我反而看见离开的外地同学回来了，还有外地念书的外地高材生纷纷奔向祖国的心脏。
我的一位师兄，毕业进了北京一家外企，后来他经公司内部调动去了成都。俗话说“少不入川”，我笑他去了别太安逸，乐不思蜀。结果没到一年，他回来了，告诉我的确安逸，但始终觉得融不进去。我的一位朋友，美术史论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去了沿海某省的地方大学，那里景美，经济发达，但是他待了两年又考了博士回京，告诉我学校里的竞争环境不好，溜须拍马的人比较得志，实在看不下去……
就我所熟悉的高校圈和艺术圈来讲，北京高校教授的学术、人脉资源是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难以比拟的。艺术圈的资源分布更不平衡，北京吸引了全国各地一大半的优秀人才，展览之多、艺术家之多甚至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里靠着“皇城根”，这里有广泛的就业机会，这里有最好的人文氛围，这里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圈子。等有了孩子，这里有最好的教育资源，还有低于全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不是不想离开，而是离开不划算。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人越来越多、压力巨大的城市，如果国家相关部门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对资源的分配更均匀合理，我相信不用做人口控制，人口会自然分流，而且分流的人很可能在别处发挥更大的价值。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本报记者 朱永安
三步上篮的时候，身高一米八五的陈宇鹏敏捷而自信，丝毫没有显出“艺术家”的气质。打篮球，几乎是这个北漂艺术青年每天的生活习惯和最大的消遣。
2008年从外省美院毕业后，这个山东男孩儿决心来北京闯闯。像许多在北京谋求发展的艺术家一样，他选择在北京通州的“中国宋庄”安营扎寨。
“3年了啊，呵呵”，略带自嘲的语气中，似乎有着说不尽的曲折。真正的曲折并不来自于任何惊天动地，而是日复一日的平凡、等待以及不得不为此支付的经济代价。要不是聊天中被朋友无意提醒到，陈宇鹏不会主动谈论这些话题，有些问题不是说出来就能解决的——甚至问题本身也不容易说清，而且说给别人有什么意思呢？
“画画就是为了卖钱吗？”“喜欢画就画呗，能为什么呢？”“不坚持，怎么个放弃法？”这个不善言谈的艺术青年，会突然冒出一两句语气略强的疑问，这些问题有点像自言自语。
现实总是要面对的，生活费和每年1万多元的房租仍然要靠父母，唯一卖出的一张作品是同学为了家里装修买走的……很少上网，更不用QQ、微博之类工具，朋友圈子主要是同在宋庄的校友几个人，很少到市里的美术馆参观展览，不大关心社会时政，很少读书，甚至对美术这个圈子里的事情也知道的不多……在家庭提供的基本保障下，在没有被逼无奈的谋生要求的前提下，这些院校生活的惯性得以自然延续，而“隐居”在宋庄的日子里，陈宇鹏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改变这种惯性。
画画的“惯性”也是不变的，陈宇鹏丝毫不掩饰对画画的热爱，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呆在自己的画室里。曾经的同学有的已经和画廊签约，有的在做着与艺术相关或无关的工作，朋友会劝说他不要太内向，多出去走走，去和那些成功者接近些……这些多少对陈宇鹏有些触动，不接受新东西，绘画怎么创新？什么狗屁创新，画画是为了创新吗？接近谁？怎么接近……矛盾、固执还有迷茫，但他仍然用行动选择着维持现状——一种自己也不甚清楚的坚持。
很难说内敛孤僻是不是艺术家的必备气质（尽管在中国艺术圈这种气质并不多见），也很难说一旦拥有了这种气质，什么力量能真正改变它。但在现实中，艺术需要被人看见，需要被人认可。内向也好，孤僻也罢，陈宇鹏对此强烈渴望。今年5月，母校的老师挑选近3年毕业的学生做了一个展览，陈宇鹏被选入其中。准备阶段和作品展出的那两个月，陈宇鹏充实而兴奋，这是除了在校时期的毕业展之外，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在北京展出，而且是在一家知名的美术馆里。
然而一次展览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也没有为陈宇鹏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私下里，老师会“建设性地”指出陈宇鹏作品在观念上的某种陈旧和过时的套路，而按朋友的话说，他需要更多地了解艺术界，他缺乏一种“参与感”。
陈宇鹏的女朋友在天津的一家外企工作，并不经常来宋庄，女孩子期望能早些稳定下来——这当然也是陈宇鹏父母的想法。3年时间里，陈宇鹏最为明显的改变是他学会了自己下厨做饭，米饭、炒菜外加啤酒，很有居家的感觉。日积月累，自己做饭为他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开支。
相比北京市区，在宋庄的开支其实并不多，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收入。这样的境况下，陈宇鹏很难再大言不惭地向亲人和朋友倾诉什么理想，但有时会意味颇深地辩解：如果不是这种处境，又何谈“坚持”呢——看来他并不完全是那种学生的心态了。没有所谓“艺术理念”或者什么详细规划，只是他还不想做大的改变——比如离开北京。眼下唯一的变动是，月底前他希望能找到一个与自己合租画室的人。
漂成功的是少数
本报记者 李百灵
董慧萍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工作，是一个“资深北漂”。她1991年来中央美院进修，漂了两年，1999年至2001年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2004年开始读同等学力研究生班，至今在北京漂了十几年。她说：“我了解北漂，我能够代表这些人的心声。”
记者：据你了解，从中央美院毕业的外地学生北漂的有多少？
董慧萍：现在中央美院学纯艺术的本科生一年有160人左右，其中90%是外地考进来的，而毕业后，这些人中至少有2/3选择留在北京，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都有自己的梦想，有的希望当大学老师，有的希望做知名艺术家，有的希望当知名设计师。但是成功的可能性特别小，真正成为著名艺术家的可能不到1%。但北京能提供太多的可能性，年轻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给自己“做梦”的最大权利。如果回到地方，也可以当一个大学老师，或做其他工作，过一种朴素悠闲的“慢生活”，但在艺术上可能“名不见经传”。
记者：年轻艺术家北漂面临哪些困难和压力？
董慧萍：首先是钱的压力。北京是一个生活成本极高的城市。有些年轻北漂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我一个朋友，是央美的研究生毕业，按说学历不低，但是经常面临经济危机，吃了上顿没下顿，就来找我：“董老师你借点钱给我吧。”还有一些学生在北京漂了多年，在望京租不起房子，就跑到劲松、宋庄、草场地等地方租房，那里便宜。这样的学生中有一些是比较优秀的。
其次是户口的问题，北京留户口的硬性规定是硕士以上，本科生只能先漂着，边漂边考研，考研的占本科生的80%以上。但是现在研究生就像大白菜一样多，要想成功也很难。
第三就是婚姻的压力。北漂艺术家最大的问题是婚姻的问题，男孩子不愿结婚，女孩子在北京找到对象的可能性极小，高学历剩女越来越多，这些人只能用工作来充实自己。北漂要承受两地分居、赚钱养家、功成名就等等压力，容易出现感情危机。
虽然压力很大，但是年轻北漂也有快乐，他们能够迅速得到艺术圈的最新信息，保留着自己的个性和理想。他们有机会表达自己。他们是痛并快乐着。
记者：北漂的压力会不会埋没有才能的年轻人？
董慧萍：我觉得真正有才能的人，在北京可以生存下来，他的才能不会被埋没，但是“出头”的时间不好说。比如说，中央美院的“千里之行”毕业展，很多作品还没展，就被藏家或画廊买了。这意味着成功的第一步，得到了第一笔北漂的资金。但这是少数。
北漂可以，但是要有资本，这个资本包括经济上的独立、艺术上的发展潜力，还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如果你要靠家人接济才能在北京生存下来，那就不要漂了，还不如回到当地教书，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博士毕业后没留成北京，就回了云南，现在评上了正教授，也积累了一些作品，一年在北京小住两个月，看看展，交交友，大部分时间和妻儿在一起。这样也挺好。就看怎么想，有的人是找苦吃、好折腾，有的人希望安逸。其实在哪儿做梦都可以，就看自己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