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屈 菡
策展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 林世田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 孙 俊
国家图书馆“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通过馆藏文献资料向今人回顾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珍贵文献为主体的辛亥革命纪念展。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展品及其背后的故事，本报记者邀策展人员一起，对较为重要的文献和关键历史人物进行解读。
主持人：林则徐因为主持翻译《四洲志》而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此次展览也展示了此书，当时翻译此书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陈红彦：《四洲志》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组织人员编译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地理志书。1839年清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意识到军事改革的必要性，开始秘密购买、仿造西式武器，同时组织官兵演练。林则徐还率先以开放的视野看待西方，翻译西方书刊，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史和富强现状。在他的带动下，一批开明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接受西学，从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四洲志》是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蓝本。
主持人：詹天佑当年在耶鲁大学的毕业论文原稿《论大码头的起重机》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可谓难得一见。詹天佑有怎样的留美经历？
林世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督抚以及恭亲王奕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中出现的西学人才短缺现象，使曾国藩、李鸿章等意识到派遣留学生学习的重要性。1870年，在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容闳建议下，清廷批准成立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同时在美国设立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负责办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事务。留美幼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选派留美幼童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声。
孙俊：大家熟知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就是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当时，他的父亲詹作屏还出具了保证书：“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美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1872年8月11日，包括詹天佑在内的首批30名年龄10岁至15岁的留美幼童，在上海登船，横渡太平洋，前往旧金山。初到美国的詹天佑，寄住在校长诺索布家中，先后在康奈狄克州威士哈芬小学、纽哈芬的希尔豪斯中学学习，成绩优异。1878年7月，詹天佑考入耶鲁大学雪菲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铁路专业。在三年的大学生活中，詹天佑刻苦攻读，两次获得数学奖。1881年，他完成了毕业论文《论大码头的起重机》，这份毕业论文的英文手书原件由詹天佑之子詹文裕捐赠国家图书馆。本次展览还展出了詹天佑《川汉路信底函稿》一册，为詹天佑主持修筑川汉铁路期间写给颜德庆等人的英文信函底稿，内容涉及川汉铁路宜万段沿江路线的选择、机车选型、码头缆车设计定制等。中华民国成立后，詹天佑还曾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十万公里铁路计划。
主持人：康有为的《大同书》手稿此次呈现给观众，《大同书》的诞生历程是怎样的，反映了康有为怎样的政治理想？
陈红彦：此次展览中的康有为《大同书》手稿为天津图书馆收藏。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使得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走上历史舞台，并在“戊戌变法”中担当起了领导者角色。其实早在1884年康有为就开始酝酿“大同”理想，1887年他编著的《人类公理》便是《大同书》的前身。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1901至1902年在他避居印度期间，《大同书》基本完稿。1913年，康有为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发表于《不忍》杂志。1919年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大同”一词出自《礼记·礼运篇》，康有为从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学说中汲取思想资源，同时融合了西方的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与平等博爱的政治理念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希望通过“大同”的道路实现富国强民，摆脱民族危机。
主持人：此次展出的孙中山著作《伦敦被难记》也是较为重要的一本文献，这本书记述孙中山怎样的经历，在当时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林世田：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在檀香山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10月，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清政府派出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等地进行追踪，并通报亚洲、美洲、欧洲各国公使密切注意缉拿，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还专门雇请外国侦探暗中侦查。孙中山几经辗转，于1896年9月30日抵达英国，第二天即遭绑架，被秘密囚禁于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三楼。孙中山被囚后，为争取自由进行了各种斗争。经过他耐心细致地工作，看守人员将他被囚信息告知孙中山的英国教师康德黎。在康德黎等人的营救下，当地报纸《地球报》以《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公使馆之拘囚》等文报道了孙中山被秘密逮捕一事，《中央新闻》、《每日邮报》也竞相采访报道此事，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得到了英国人民的同情与援助。经英国方面干涉，孙中山最终获救。伦敦被难事件使孙中山名声远播，其革命者的形象从国内走向了世界，孙中山成为国际知名人物，得到各国正义人士的支持与同情。
孙俊：伦敦被难事件也推动、促进了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伦敦被难后，孙中山更加明确了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体系。孙中山撰写了《伦敦被难记》，对伦敦被难事件做了详细记录，揭穿了清政府的谎言，并进一步阐发了他的革命思想。该书用英文写作，于1897年初在英国布里斯特耳出版发行，后被译为俄、日、中等国文字。国家图书馆这次展出了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伦敦被难记》。
主持人：此次展出文献中有《革命军》的1903年版本及1904年伪装题名本，这些早期传播革命思想的著作在当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林世田：思想的启蒙是革命运动的先声，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许多年轻人正是阅读了宣传革命的书刊著作后才加入反清革命事业的，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大的首推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及邹容的《革命军》。《猛回头》、《革命军》作于1903年，均用白话文写成，通俗浅显、便于记诵。《猛回头》剖析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急形势，揭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倡导新生活、新思想，具有开启民智的重要意义。《革命军》被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书中热情宣扬革命，号召人民打倒清政府、推翻君主专制、建立中华共和国，此书风行海内外，成为动员革命的“教科书”。本次展出有《猛回头》1912年的铅印本、《革命军》的1903年版本及1904年伪装题名本。
孙俊：除著作外，当时还有许多鼓吹革命的刊物，如《民报》、《汉帜》、《浙江潮》等。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主编过《中国女报》，在宣传革命的同时提倡女权，为女性争取社会地位。秋瑾在1907年筹划起义时因事泄被捕，壮烈牺牲，成为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女性。我们这次展出了多件有关秋瑾的展品，如《中国女报》创刊号，秋瑾牺牲后革命同志为纪念她而出版的《流血女杰秋瑾》、《鉴湖女侠》等。
主持人：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又经历了许多曲折，展览中有哪些文献反映了护国运动的过程？
陈红彦：本次反映保卫共和斗争最具特色的展品，是蔡锷将军有关护国运动的文献。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革命家，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昆明举事响应起义，被推举为云南都督，民国建立后入京任职，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逐渐暴露后，他辗转潜回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战绩卓著，对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号起到了重要作用。展品中有一件《总司令部作战命令》，共收作战命令及通报、训令近70则，时间自1916年2月18日始，至6月22日止，命令发布地点为安福街总司令部、纳溪城总司令部、大洲驿总司令部，反映了蔡锷率大军入川后，在纳溪交战的情形。作战命令多署“总司令”或“总司令 蔡”，有的还钤有“蔡锷之章”，是研究护国运动的第一手资料。
孙俊：梁启超是蔡锷将军的老师，他非常支持蔡锷将军的护国运动，展览中也展出了梁启超先生的手稿《护国之役回顾谈》等。蔡锷将军去世后，梁启超先生十分悲痛，为纪念蔡锷将军，倡议成立松坡图书馆，1922年大总统黎元洪把北海公园快雪堂及西单石虎胡同七号划拨为馆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松坡图书馆合并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