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映勤
鲁迅先生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鲁迅应该也和别人一样，对自己的故乡怀有深厚感情，他在后来的许多散文中总是回忆着少年时期在绍兴的生活，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朝花夕拾》中，但是他同时又在避讳着绍兴，警惕着绍兴，表现出一种与家乡漠然隔绝的态度。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鲁迅一九一九年底最后一次离开绍兴，直到一九三六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七年里始终没有回过老家。自从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和许广平一直生活在上海，上海距离绍兴，大概一百四十公里，这点距离即使在交通不算发达的当年，也不足以成为鲁迅不回绍兴的理由。
鲁迅在感情上与故乡产生隔膜，甚至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这里面除了绍兴师爷、刀笔吏这种名声让他忌恨以外，还有他痛苦的少年经历造成的巨大阴影，让他对家乡和家乡人产生一种憎恶心理。但是他晚年始终不回故乡，也许还有不为人知的内中隐情。
首先，我以为，鲁迅晚年不回绍兴的原因与他的夫人朱安有关。朱安也是绍兴人，家庭富足，名门之后。她是鲁迅本家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孙女，媒人又是周玉田的儿媳妇谦婶，婆媳俩和鲁迅母亲的关系很好。
众所周知，鲁迅的这一段婚姻是失败痛苦的。朱安不仅大鲁迅三岁，而且身材相貌超出了自己能够接受的底线，让他陷入绝望的境地。两人形同路人，有名无实。对鲁迅不喜欢妻子朱安，许多人为尊者讳，说是因为朱安是一个旧时代的女人，不识字，缠小脚，和鲁迅没有共同的理想志趣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我以为还是因为朱安不漂亮，缺乏女性起码的魅力。朱安的外在条件鲁迅在婚前并非一无所知，但是他和朱安未谋一面，婚前也许还心存幻想，觉得以母亲的眼光为他找的妻子应该能够让他接受，但是没想到新婚之夜看到的朱安瘦小枯干，面色黄白，尖下颏，薄嘴唇，宽前额，有些发育不全。鲁迅心里的苦恼和愤恨是可想而知的。但凡他对妻子有一丝好感，二十六岁的新郎不会在新婚的第四天就抛妻别母，与二弟周作人远赴重洋，返回日本。
从日本回国后，一九一〇年九月，鲁迅回到绍兴担任中学堂教员兼监学，他这时的状态是：囚发蓝衫，喝酒抽烟，意志消沉，荒落殆尽，其内心的痛苦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他长期住在学校宿舍，尽管离家并不很远，走路只需几十分钟，但鲁迅每周只回家一次，主要是取些书籍衣物，看望母亲，对妻子朱安几乎不闻不问。一旦有机会他一定会逃离家乡，以躲避痛苦的婚姻。果然，一九一二年二月，他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第二次离开故乡。
这之后，鲁迅在北京最终与许广平相恋，两人几经周折，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上海共同生活。
鲁迅在感情上从来没有接受过朱安，这个可怜的女人为鲁迅守了一辈子活寡。就两人的婚姻而言，朱安无过错可言，此中的是非我们不去管它，问题是，绍兴不仅促发了鲁迅一段恶梦般的痛苦婚姻，还是他们夫妻两人的共同故乡，在鲁迅的感情生活中这无疑是一处伤心之地。离开家乡另组家庭的鲁迅如何面对，最明智的选择只能是回避。试想：鲁迅的亲戚朋友、同学乡里，朱安的娘家亲人等等都在绍兴，假设鲁迅回去，以他当时的状况，自己或朱安的亲友问起家里情况，问起朱安，鲁迅会如何作答，以鲁迅的自尊自重，这个尴尬的话题实在是难以面对。
鲁迅晚年不回绍兴的再一个原因，我以为还和他的家庭、兄弟有关。
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迅速败落，少年的鲁迅经常出入药店和当铺。在《呐喊自序》中，他谈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少年的鲁迅一度生活在紧张焦虑惊悸的状态中，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因为生活变故带来的心理落差、经济压力，更是精神上的压抑。请注意这一句话：“在侮蔑里接了钱……”我以为，让鲁迅感到侮蔑的决不仅仅是质铺里的伙计，也许还有周围数不清的熟人，甚至是同族亲人。父亲去世以后，有一回家族聚议，重新分配房屋，亲戚本家欺负鲁迅家，要把坏房子分给他们，鲁迅作为一房长孙，称祖父还在狱中，坚决不肯签字，由此引起一位本家长辈的厉声呵责。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记载过这件事：“鲁迅往南京前一年间，……和本家会议本‘台门’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更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鲁迅接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北上。年初的时候，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及此事：“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三百五十八页）变卖绍兴老屋是因为“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这里面很可能与族人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鲁迅居住的新台门都是他的本家亲戚，却也因为家庭的变故，变得冷酷和势利起来，这不禁让敏感的他对家乡人产生一种感情上的憎恶。变卖新台门周宅，接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到北京与二弟周作人同住于八道湾，他在绍兴几乎没有情感牵挂与依恋之人，绍兴自然没有非回去不可的理由。
再说鲁迅的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二人分别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姐妹，两姐妹于一九一一年九月、一九一二年五月分别在绍兴生活八九年之多，并各生育三个儿女。兄弟俩娶日本姐妹俩为妻，并且生儿育女，这样中外合璧的家庭在一百年前的绍兴城肯定是轰动一时，备受乡邻亲友关注的。可是，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手足情断；一九二五年离开北京妻子儿女的三弟周建人也像大哥一样，在上海重组家庭。绍兴不是鲁迅一个人的家乡，与三兄弟及其妻子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到绍兴，自然无法回避相关的话题，而这些家庭的重大变故及个人隐私，都是鲁迅对家乡亲友不愿提及的，索性不如避而不回，把绍兴留在记忆深处。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晚年不回绍兴有着复杂的难与人言的个人情感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