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宾  阳

    文化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用在王业群身上却非常合适。王业群当过兵，进过企业，从过政，写过很多文章，干过不少与文化相关的大事小事，在广东文化界拥有很多粉丝。

    王业群有点“杂”，“杂”得让人难以理解。对于从政者而言，王业群的艺术思维和学术成就让人钦佩；对于艺术家来说，王业群的全局意识和严谨逻辑令人赞叹；而在文化学者或文化经营者眼中，王业群的理性并不孱弱，宏观把握更见功力。

    现在，王业群的角色是广东省文化产业促进会会长。他说，不与天斗，不与地斗，与文化人一起谈艺、讲学、论商，其乐无穷。事实上，几十年来，王业群一直如此。如果把文化当做人生的一条道路，他在这条路上行走了整整36年。30多年来，他大胆而灵验的预言，精彩呈现着一个智者的深厚和敏锐。他勤于笔耕，才思敏捷，文章里没有半点官味。他创意新颖，观点独到，金点子总是源源不绝。

    改革开放后的广东，是经济发展、文化碰撞和社会变革的前沿。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改革年代里，“电影广告”“怀旧音乐会”“影城”“文化产业”“演讲经济”等等，这些“关键词”曾引领广东乃至全国文化的潮流，而这均与王业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又到岁末年初，国内电影贺岁片又开始了“火拼”。记者与王业群相约在花城广州，话题就从电影开始……

    初战影业危机 战略：把商品广告意识导入电影宣传

    1975年，时代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前夜。这个时候的王业群可谓是十足的愤青。这一年，他从部队复员到广东省电影公司，先后在行政科负责总务、人事科负责理论学习工作。从拿枪转为拿笔，这本是一个大的转变，但王业群很快就适应了，因为有“笔墨基础”。

    1982年，王业群考入高校脱产学习。两年后，伴随着改革的涌动，王业群回到了省电影公司，任宣传科长。

    “让群众看懂看好电影”是那个时候电影宣传部门的中心工作，王业群说，实际工作就是写电影字幕，涂磁配音，把普通话配译成粤语。“因为在当时，广东地区特别是农村很多观众听不懂普通话。”

    在计划经济年代，没有什么娱乐生活，群众都抢着来看电影，不愁没观众。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把“文革”时期库存的影片拿来放映，人山人海。

    但是这仅维持了几年。到1984年初，这些库存的老影片放完，新电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再加上商品市场的冲击，文化出现多元化，电影受到第一波冲击，影业危机开始出现。比如，当时的广州开始出现音乐茶座，有了轻音乐，广场舞、录像厅、电视也逐渐普及，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观众流失相当严重。

    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制片厂要求脱离电影公司，自办发行。“虽然不到一年他们都退回来了，但已经把市场扰乱，当时北方有的省级电影公司甚至到卖房子卖车的地步，维持不下去。”

    “如何吸引观众到电影院来？现在电影公司已经市场化运作，那时宣传科应该就是广告科。”王业群激动地回忆说，“这也是改革，为此，我们还专门成立了培兰广告创作所，就是现在广东省电影广告公司的前身。”

    这个转变现在看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并不容易。“过去宣传和发行是分家的，发行科看不起宣传科，我认为宣传很重要，如果宣传不到位，直接会影响到影片的收入。”

    思路变了，宣传科不再是整天埋在案头上写解说词做录音，而是要调查市场、研究观众喜欢哪种影片、哪些影片有上座率，继而研究这些影片的卖点、如何展开宣传。“1984年，我们就提出宣传和发行同步，在全国是最先提出来的。”

    当年年底，广东省电影公司在全国率先发出《关于开展全省电影宣传工作创新的通知》，内容包括4个方面：第一，为什么要创新？因为大的环境变了。第二，创新的思路。宣传和发行同步。第三，创新的要求。第四，创新的奖励。

    与此同时，广东还鼓励探讨重点影片重点突破。一些有上座率的，开展重点影片看片会，专门研究影片的卖点。正是这种创新为电影赢得了市场，1985年以后，广东影业市场一直呈上升趋势。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每年票房以1000万元幅度上升，在全国名列前茅。

    “当时有很多重点影片让电影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全国，广东最早把商品广告意识导入电影宣传，使传统的电影宣传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对此，王业群很自豪。

    再战影业危机 战略：在珠三角力推多厅分众电影城

    中国电影开始走出困境，逐步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业影片的崛起。这个时期，写实的艺术电影、主旋律的历史电影、娱乐性强的商业电影以及纪录片电影等等，使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多向度的丰产年代。电影发行收入也年年攀升，全国新建影院如雨后春笋，数量激增。

    然而，正是在这时候，王业群却撰写了近万字的论文《红灯1995：试论电影潜伏的危机》，预见从1990年开始，中国电影业将会在以后几年内开始滑坡，到1995年时爆发危机。所以在新建影院和铺摊子上要冷静理性，要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他的基本依据源于自己对供求体系的分析和计算。文章刊出后，业内人士都不理解，得罪面很宽。

    果不其然，这以后中国电影业出现下滑趋势，到1995年，电影业几乎跌到谷底。王业群这时已调到文化厅当办公室主任两年了，但他在本省电影业界的威信不减反增，全省一半以上市电影公司经理甚至联名写信给当时的文化厅党组，请求将他调回省电影公司当经理，其言辞之恳切，连王业群自己都非常感动。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电影业不待扬鞭自奋蹄，特别是京、沪、粤，开始在影片创作、影院建设和院线管理等方面发力，并取得不俗的战绩。

    2007年7月25日至27日，由广东省文化厅主办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电影发展工作会议”在东莞举行。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广东省文化厅对珠三角城市电影的放映、发行和影院建设、院线发展等在会议上宣读了调研报告。报告指出，过去10年，珠三角电影市场发生可喜变化，特别是以广州为代表，在过去7年内出现票房激增现象，而深圳也在2004年后出现像广州那样的“电影热”，穗、深两地多厅豪华影城纷纷出现，票房稳居全国前三位，有时更占全国首位。但是，珠三角仅仅只有穗、深两市电影来支撑是远远不够的。报告还指出，佛山电影市场正在崛起。因此，以穗、深两市为“龙头”，带动整个珠三角城市电影市场发展的战略，应该适时提出来了。报告还对如何突破旧思维、旧式电影院改造方式以及如何将珠三角城市电影整体市场做大作了明确指引。

    这个会议的发起人和调研报告的担纲人就是王业群。

    “我们确定了两个题目，第一，广州和深圳如火如荼的电影市场局面，应该开始波及到珠三角，未来两三年内，珠三角的电影市场要开始逐步升温。第二，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一定要走现在总结出来的新模式。要强调电影城的概念，就是‘小型多厅’，小型化、多厅化、超市化，形成电影城概念。而且，要投资的这个电影城坐落于商业旺区，甚至就在商业大厦内部。”

    王业群说，会议开得很成功，政府部门和企业在会议期间就迅速展开了接触，整个珠三角的电影市场很快也开始有了起色。2008年以来，广东电影票房更是翻番式增长，一路飘红，除广州、深圳外，东莞、江门、惠州等三角洲城市的电影票房也出现喜人局势。

    据统计，2010年广东电影票房16.2亿元，占全国总票房1/6，连续5年领跑全国市场。

    经典案例： 东莞票房的狂飙

    2006年，珠三角地区电影票房为2.95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11.2％，但东莞仅占珠三角地区的1.69％。东莞是一座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2006年GDP达到2624亿元，增长速度达到19.1％，高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但在2004年至2006年3年时间，电影院放映场次每年仅维持在0.5万场，观众人数分别依次递减为23万人、22万人、18万人，票房收入仅维持在406万元、505万元、557万元。2006年东莞全市票房收入不到广州飞扬影城同期票房的12%。

    王业群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很大原因在于电影改革的步伐相对滞后，市场开发意识不强，以及原有的经营格局没有冲破，旧的经营模式未能及时更新。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受娱乐消费多元化、盗版及网络发展的影响，很多人不去电影院就可看到新片。加上受本地电影院影片不丰富、设备陈旧、选址不合理等因素影响，原本被激起的电影消费需求又逐渐消失。很多人宁愿开车去广州和深圳看大片，也不愿走进东莞的电影院。

    然而，这种状况在2007年之后悄然发生变化。到2008年，东莞的票房收入达到了2700万元，两年增长了4倍。

    这些票房和观众奇迹是由各大影城创造的。从2006年开始，已先后有大地院线、万达院线、中影院线、珠江院线8家影院在东莞开业，影厅数量超过20个。仅万达一家，就创造了超过千万元的票房收入，成为除广州、深圳外的又一较大规模的大型影城。投资超4000万元的东莞万达国际影城拥有一块IMAX影厅巨幕，宽28米、高22米，号称“亚洲第一幕”。正是这个IMAX影厅巨幕，2010年的3D电影《阿凡达》为万达赢得票房过千万元。沪杭游客打“飞的”到东莞看电影一时成为佳话，其所带来电影市场的火爆也引起业界的热议。

    经典案例： 《黄土地》与艺术影院

    1985年上映的电影《黄土地》，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是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作品。《黄土地》摆脱了以往中国电影惯用的英雄主义、完美主义和讲故事的老套路，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和注重视觉冲击与影像张力。里面的人物都是小人物，生活艰辛、平平淡淡，不讲大道理只说小事情。

    然而，当时的广东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对这部电影并不看好。“业务部门的人看片，认为这部影片可能完全没有观众，一个拷贝也不应该买。”

    其实这部影片在试放时就引起了电影界的争议。由于《黄土地》完全颠覆了传统电影的拍摄手法，有的认为这不是电影，有的则认为这是创新。“我当时认为对这样一部电影，如果广东一个拷贝都不买，文化界人士想看看不到，对公司的社会形象会有负面影响，于是说服决策者定了一个拷贝。”

    电影发行后，确实没有观众，而且比想象得更糟。“我到江门去调研，发现1000多个座位的礼堂，只有8个观众，我马上叫停。我认为，只要宣传得当，这部影片也会有经济效益，因为争议就是它的卖点。”

    回来后，王业群找广州市电影公司的负责人研究，商量在广州办一个影院，叫艺术影院，专门放这种影片，细分市场。王业群认为，有的影片在大的市场中可能没有观众，但如果细分，放到特定市场，就会有很多观众。

    广州市电影公司采纳了王业群的建议，决定把新星电影院办成艺术影院。新星电影院重新定位后放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黄土地》。在放映之前，王业群发起媒体对艺术电影和实验影院的宣传和讨论，成为一时热议的话题。

    “放一个星期，满座，买不到票。增加一个星期，不行，再增加一个星期，一个多月场场满啊。这里停了，再发到江门，再发到全省。然后我问江门电影院，他们告诉我这回一场800多个观众，从8个到800多！”王业群情不自禁地说，一部没有票房的电影，结果场场爆满，而且想撤片也撤不下来，打了一场漂亮仗。

    理念：瞄准、细分和培育市场故事：中外著名电影歌曲怀旧音乐会

    改革开放后的10年间，文艺演出舞台基本由流行歌舞独挑大梁，以传统戏目为老本行的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深受冲击。广东省歌舞剧院旗下有轻音乐团、民乐团和舞剧团。唱港台流行歌曲的轻音乐团全国火爆巡演，而民乐团却在“赶苍蝇”，惨淡经营。“国办艺术院团吃大锅饭的老路走不通了，不得不面对市场洗礼，进入徘徊、思考、应对的阶段。”王业群如是说。

    1989年6月中旬，由王业群一手策划的《中外著名电影歌曲怀旧音乐会》在黄花岗剧院上演。广州乐团合唱团是此次演出班底，唱的都是一些传统的经典电影曲目，用电影画面放映做舞台背景。而80年代末的情况是，国有院团受到极大冲击，不敢到剧院演出，演一场亏一场，那时广州的演出基本是港台歌星。

    “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了怀旧电影音乐晚会，听中国歌曲，用省直的乐团。”王业群回忆说，当时，乐团指挥和作曲家在音乐会的新闻发布会前都心存疑虑，他们问：“你就不怕没有听众吗？”

    王业群充满自信，他说，我看好音乐会的3个“卖点”：其一，音乐会有明确主题，即“怀旧”。如今谈及这个话题，王业群依旧颇为自得：“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解除禁锢以后最早提出怀旧的人，还打着怀旧的名号策划了一台音乐会。”其二，音乐会形式创新，在演员引吭高歌电影歌曲时，后面的大屏幕即时打出剪接后的电影画面。王业群说，这种后来被广为引用的方式，也是他的“首创”。其三，以台词串起整场音乐会，加强舞台气氛的烘托和渲染。

    结果，来自广州和珠三角的观众人山人海，各个售票窗口排起了长队，场面火爆，一票难求，还出现了“炒票”。

    第二天，广州各大报纸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演出盛况，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按照计划，音乐会连演3场，场场爆满。“怀旧”成为当时广州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国办团的演出居然有这种效果，很多人不敢相信。有人把这视为一种现象，说要好好研究。”报道出来后，主题演出这种形式很快被“复制”到其他省市。

    其实，这一切尽在王业群的掌握之中。面对记者，王业群深情注视远处，自信而平静地说：“我晚上一边听歌曲录音，一边看电影画面，决定剪片部位和时间长度，当时自己就很感动，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搞艺术的人首先要感动自己，不能感动自己，还能感动别人吗？我感动了，这场演出，肯定火爆。”

    过了几个月，王业群又策划了一场《春之声情侣文艺晚会》，还扩展到珠海市场，这次用的是广州市歌舞团班底，演出一样爆满，甚至连加位都加不了。

    这两次空前成功的演出，在王业群看来，具有“启蒙”的教育意义——国办院团并不是没有生存空间，演出并不是没有市场，关键是怎么瞄准市场、细分市场和培育市场。今天说来，他言语之间似乎还有遗憾：“我当时还想到了将音乐会和音像市场结合起来，但终因偶然因素没有做成。倒是被太平洋音像公司做了，发行了音乐会的卡带，名称就叫《中外著名电影怀旧歌曲》，卖碟的收入达到1000万元，竟占到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名气音像公司全年收入的1/3！”

    理念：讲坛也是一个产业故事：“学习·智慧·人生”讲坛

    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各地报告会泛滥成灾。这些各立名目的报告会把票发到各个机关、各个单位，有的甚至指定人员参加，劳民伤财。

    这种沉闷的会风在2000年底终于被打破。当年11月，广州“学习·智慧·人生”讲坛在广东省博物馆开讲，10元的票价和100%的上座率为羊城开创了讲座收费的先河，吹来了一股文化消费新风。这是广州第一个面对市场、面对大众的讲坛。甚至有人认为，这个讲坛的成功就是后来论坛经济、演讲经济的源头。

    讲坛的策划人王业群，他当时任广东省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广东邀请龙永图前来演讲。原计划是在省委礼堂做一个世贸谈判的报告，没想到报名的人很多，礼堂容不下，临时换到中山纪念堂。受此启发，王业群认为，人们不是不愿意听讲座，关键是讲座的内容。

    “学习·智慧·人生”讲坛首场讲座的演讲嘉宾是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宁铂。他13岁考入大学，曾被誉为“神童”。演讲题目是《怎样正确认识读大学和考大学》，这是每个家庭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宁铂以其亲身经历，就如何掌握科学的读书方法，怎样提高学习效率，以什么样的心态正视高考等，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引起现场500多名听众强烈的共鸣。

    第二天，当地各大媒体以“演讲经济”作为新闻点，大篇幅报道。时隔一个月，同题讲座同样一票难求。之后，论坛、讲座遍地开花。

    讲坛的成功引起各界的关注，上海出版社的负责人特意找到王业群寻求合作出版图书；广州的一家公司也希望合作，把同题讲座办100多场；一家保险公司在铁路工人文化宫包一场1000多个座位的演讲答谢客户……

    “演讲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它的领域很宽，空间相当大。”当年，王业群这样预言。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成为了事实。

    探索：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

    从音乐茶座到娱乐城，从影院到院线，从报社到传媒集团……受外向经济和文化多元的影响，上世纪末，广东的文化产业在全国率先发展起来。

    早在1996年，广东报业就率先吹响了改革的号角。“集团化”改革使广东的传媒业充满活力，迅速成长，成为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新型产业。

    在这种形势下，王业群预感到文化产业将会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重要领域。1996年，他向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出一篇论述文化产业的理论文章；第二，出一个产业调研报告；第三，出一份文化产业规划。建议迅速得到采纳，王业群仅用两天时间就撰写了《试论转型期的文化产业》的长篇论文。接着，他带队在省内展开了调研、规划，并提出“广东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问题的思考”，举办产业发展培训班，这一系列的举动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中宣部通过省委宣传部要求调阅王业群的这些文章、规划和培训班情况，充分肯定了广东的做法。

    1998年，文化部设立文化产业司。1999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在《关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文化、体育、非义务教育和非基本医疗保障的产业化。2000年，九届四次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针对新世纪以来部分地区出现文化产业发展的无序化，2005年，王业群提出文化产业集群的思路。在他的推动下，2009年，广州（番禺）、中山两地动漫游戏游艺产业率先组成集群，集约发展。至2011年，广东已形成了3个产业集群，第4个东莞产业集群也呼之欲出。集群化突显了跨区域、跨部门统筹产业发展的优势，克服了分散发展、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不利因素。

    如今，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文化产业已呈现出大众化色彩浓、市场化程度深、国际化水平高、地方特色多样化、文化兼容广泛化、发展模式多元化等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增加值连续7年全国排名第一。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广东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之一。

    电影《黄土地》剧照

    链接：观点

    ◇市场细分是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法门。

    ◇创新是企业和产业的灵魂。

    ◇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管理关系极大，发展也是管理，而且是更重要的管理。

    ◇经商之道：为钱而钱的经营活动，其视野必然会受到局限，为事业苦心孤诣反而可能会有丰厚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