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国平

    1956年，雷锋被推荐到湖南省望城县委当公务员，当时我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由于在安庆乡我们早就认识，所以一见面就感到格外亲热。从那以后，我们在机关里天天见面，关系更加密切了。

    他性格活泼，而且有点孩子气，一天到晚总是蹦蹦跳跳的。每天他都是忙这忙那的，这里送茶倒水，那里打扫卫生，还主动兼当通信员和警卫员。工作起来总有一股子止不住的热情、使不完的劲儿。

    当时有人问他：“机关生活这样清苦，过得惯不？有什么困难？”雷锋说：“困难我不怕！我这个孤儿，旧社会只有黄连水尽我喝，就是没有尝过甜。如今我们搭帮党和毛主席翻了身，我进了机关能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待我比亲人还亲。”

    1956年秋天，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会后看电影《白毛女》，我和雷锋挤在一条板凳上。当看到黄世仁指使穆仁智逼死杨白劳、抢走喜儿的悲惨场面时，雷锋突然站起来，眼里噙着泪花，腿杆挺得直直的，像要冲上去似的。

    “坐下，坐下！”我见他这么激动，一把按住他。雷锋坐了下来，但眼里仍闪着仇恨的怒火。

    看完电影，我们一同走回机关。我有意问他：“刚才你是不是要冲上去抓住黄世仁开斗争会？”雷锋不好意思地笑了。“这部电影拍得真好，演得逼真，把旧社会和地主恶霸的狰狞面目刻画得淋漓尽致。”“所以，勾起了你对过去的回忆，是不是？”“我太恨黄世仁了！”雷锋说，“我的一家和白毛女一家一样，受尽了地主老财的欺压剥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小雷，你过去受的苦，是整个民族、整个阶级的苦。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同胞，决不只白毛女和你一家。”我一边走，一边鼓励他说：“你还年轻，好好干。革命需要你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我懂得了。”雷锋频频点头说，“我一定好好干！”

    1958年，“浮夸风”蔓延各地。快秋收时，一位负责同志给我打来三次电话，要我预报试验田的亩产量，我说还未收获，也就没有上报产量。有一天，电话铃又响了，这是第四次来催问：“试验田预报亩产量两万斤，行不行？”

    我知道我们书记的性格，是不容许讲假话的。他那时在地委开会，事实上试验田也没有收割，怎么可以瞎吹呢？我忙回答：“不行！”

    “你们看了报纸没有？不要保守！人家福建‘早稻王’亩产13万斤。”电话里传来声音，“如果县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量低了，能鼓动群众吗？能交得了差吗？”

    这时，我也火了：“你们预报你们负责，你们不能瞎报！”雷锋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边，听得一清二楚。吃完晚饭，我往门外走，雷锋问：“老黎，到哪里去？”“找吴社长。”雷锋明白了我的意思，赶紧收拾碗筷，说：“我们一起去。”我们摸黑来到吴社长家，把来电话的事说了一遍。我本来就是“作田汉子”出身，一亩田究竟能产多少粮食，是不用请教别人的。说实话，我是想试探吴社长的态度。吴社长一听，有些气愤地说：“亩产哪能这么高，吹牛皮也不怕吹破皮！”我又说：“老吴，如果电话打到你这里来了，怎么办？”吴社长毫不犹豫地说：“我也顶回去！”“我看可以这样回答。”这时，坐在一旁的雷锋插话了，“不收不报，收了再报，收多少报多少，总要实事求是！”“这样回答好！”我和吴社长惊喜地望着小雷，没想到他涉世不深，还真有头脑。我们深深感到：这位充满稚气的小青年，渐渐地成长起来了。

    （选自《走近雷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删节。作者曾任湖南省望城县委组织部干事，与雷锋交往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