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彼德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我返湘探亲，没料到与大表哥同船，更没料到经历了一场与沅江一样的心灵风浪。

    洞庭溪是个山区小镇，位于沅江的中下游，离县城一百二十里，当年交通闭塞，走旱路要两天，走水路将近一天，早上五点半我就来到中南门码头，坐到船里了。那是一条机帆船，舱内可坐十余人，大部分是进城办事、走亲戚的农民，大小背篓围了一圈，船篷里弥漫着一股大叶子烟搅和着的汗臭味。沅江滩多流急，暗礁四伏，仅此一段就有莲子滩、九矶滩、横石滩、清浪滩等多处，特别是清浪滩最长、最险，有“滩王”“鬼门关”之称，尽管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河道整治，炸掉了不少明显、狰狞的礁石，但行船过滩仍然有一番紧张。

    六点钟，开船的时间到了。这时从岸上牌楼口气喘吁吁地跑出来一个人，隔老远就用沙哑的嗓子叫道：“等一下，等一下，千万不要开船！”待他跑下河滩，我才看清他的面貌：瘦长身材，头发稀疏，面色焦黄，一个鹰钩鼻子，年约四十来岁，这不是我大姨的长子，我熟称的久哥吗？早听说他在通道县林业局当秘书，去年初不知何故将他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遣返回沅陵，今年又以战备疏散为名，把他下放到离城最远的楠木公社黄花界大队大木尖生产队。他的妻女也受到连累，同时下放，但为了与他“划清界线”，没上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大木尖，而是去了北溶公社对河的大其口他妻子的娘家。

    久哥上船后，朝舱内扫了一眼，便将手中的青布包袱往舱板上一放，一屁股坐在了上面。

    “这边——”我刚想说这边有地方，就被身旁半躺着的一个大胡子捅了一下：“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真是鬼迷心窍，我竟回答：“不知道。”“这年头还是少管闲事为好。”我谢谢他的关照，连忙低下了头。

    两岸山色如黛，一江滚动琉璃。河涨洲的龙吟塔，鹿溪口的半边塔，黄头桥的白荞花，朱红溪的吊脚楼……多少美景都从船边过去了，我却无绪欣赏，只是悄然自问：他看见我了吗？他认出我了吗？他要是认不出我这个表弟（毕竟分别了多年），我为什么不认他这个表哥呢？听大姨说久哥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平时就喜欢书画篆刻，每个月的工资一半寄家，另一半都买了书画和古玩，穷得捡人家扔在地上的烟蒂抽，自己的生活根本不会料理，他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过九矶、横石二滩时，久哥还坐在篷口，有一两个农民叫他进舱他也不进来，似乎怕人家沾了他的晦气。马上要过清浪滩了，船老大开了脏口：“卵日的，你想死，我们还不想死哩！还不给老子滚进来！”他才弯腰拎包进到了舱内。我发现他的青布包和下半身全让江浪打湿了。

    滩声如狼似虎，震得耳壳生疼；怪石龇牙咧嘴，就从舷边擦过；漩涡又圆又大，仿佛不离左右……上中下尾二十四里长滩虽属下水，机帆船竟用了一个多小时！人人都紧张得大气不出，话语不讲，冷汗不止。但我看那布满篙眼的众多大石头上，坐满了老少不等均一律半裸的标工、纤夫，却连笑带骂地与上行船只讨价还价，根本不把脚下的风险乃至死亡当一回事，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我的灵魂受到了强烈的触动！

    下午三时，到达洞庭溪。上岸后，我主动走到他面前，歉意地叫了一声“久哥”，他微笑地说：“你是彼德吧？”显然，他一上船就认出我了，只不过为了不连累我而没有叫我。在那个动荡的年月，政治无孔不入，斗争无处不在，人与人的关系很不正常。

    在吊脚楼的小店里，我请久哥吃了一碗猪蹄粉丝，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似乎很久没沾到过一点油腥。他虽然瘦弱得不像人样，却没有述说近一年来非人的经历，只是重复一句话：“我是含羞带愧呀！”我劝他在小镇上住一夜，他坚持一定要走，给我的印象是极不自由。临别，我送他十元钱、十斤粮票，他说了个“谢”字便消逝在崎岖的山道中。

    我这次洞庭溪之行的目的是相亲，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通了两三个月的信，这天是头一次见面。这种“隔山买磨”式的婚恋肯定是不成功的，与大表哥的不期而遇则引起了我灵魂的反省。特别是当我回到黑龙江上班的第三个月，接到家里来信，说大表哥死了，大木尖称他是“病故”的，实际上是一天二个工分的报酬无法养活自己，又被一个民兵营长克扣口粮活活饿死的。人们发现老鼠啃掉了他一只眼珠，还咬断了他一个脚指头……我如雷轰顶，反复责备自己：为什么我不敢认他，难道一碗粉、一张纸币、一张粮票就可以挽回我的胆怯与自私吗？我本可以向县里打打招呼，为他减轻一点负担，但是我却想都没有想过，这表明我这个“自我”是不完善的，我的灵魂必须净化、提纯。一九七九年，李来毅即久哥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然而我心中之痛却再也无法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