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  翔

    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写东西，韩大星从保定打来电话，说他父亲韩映山的文集出版了，要赠我一套书。我听了，很高兴。

    在大星给我打电话的头一天，我便知道了《韩映山文集》出版的事。那天，是著名作家刘绍棠逝世十五周年忌日，通州区档案局、通州区文联、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座谈会，追忆、怀念绍棠同志。从维熙、郑恩波、段宝林、任彦芳、郑伯农等绍棠的生前好友、同学等出席座谈会。开会前，刘绍棠的学生段华告诉了我《韩映山文集》出版的消息。我为映山同志感到高兴。

    韩映山是我国文坛荷花淀派的重要作家。我认识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

    一九六一年，我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入学后的第一学期，就有《文学概论》课。给我们讲课的是张怀瑾先生。每次上课，在图书馆一楼教室靠墙的最后一排，都坐着几位比我们年龄大的男同志，和我们一起上课。后来得知，这是天津的韩映山、万国儒等青年作家。一次课间休息，我的同班同学郭晓忠和其中一人聊得挺热乎。后来，晓忠满脸骄傲地对我说，那人就是韩映山，也是保定一中毕业的，曾回母校给他们做过报告。以前，我曾从报刊上读过韩映山的作品，这时，才见到了作者本人。不过，我并没有去和他说过话。

    一九六六年四月，我们刚刚从农村搞“四清”回到学校，我和殷晋广同学被借到天津市文学研究所去帮忙。那时，文联经常开会，或学习，或批判，火药味儿挺浓。我随着文研所的同志也去参加过文联的会议。会上，我又见到了韩映山同志，听过他的发言。但是，我仍未去和映山同志进行过交谈。

    我真正与韩映山接触并开始交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那时，我已从北京日报文艺部调到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工作。韩映山与我的南开大学学兄周渺已从天津调到保定市文联。市文联办了一张文摘类的报纸《大千世界》，挺受读者欢迎。一年，他们在北京的燕京饭店开发行会，周渺把我拉去了。于是我见到了身为保定市文联主席的韩映山以及文联的其他同志。我和映山同志聊了起来，聊一起听张怀瑾先生的《文学概论》课，聊一九六六年四五月份在天津市文联一起开会，聊得很亲切。从此，我才真正与韩映山认识了。

    燕京饭店《大千世界》发行会议后，我和映山同志渐渐成了朋友。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经常给我主持的《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赐稿。有时，他给我的文章署名杜鹃。为何起这么一个笔名？一次，和保定市报的朋友韩克定聊天中提起此事，克定笑着说：“杜鹃花又名映山红。杜鹃就是映山嘛！”我恍然大悟。

    我回保定老家，只要时间允许，我也常到秀水胡同的保定市文联去坐一坐，看看我的老学长周渺及映山等市文联的朋友，喝他们一杯茶。一次，我去保定市文联，映山不在。周渺找了一辆车，拉上我去了映山的家去看望他。我买的是下午四点多返京的火车票。聊了一会儿，映山对我说：“你回去后，赶不上晚饭了。这么着，我家中午吃的是大饺子熬小米粥，给你热一热，吃点儿再走！”他说话实实在在，毫无虚情假意，我也不客气地说：“好！”于是，映山的夫人给我热了热小米粥。我就着小米粥吃了两个蒸的大饺子，然后才离开映山家，直奔火车站。在映山家吃的这顿小米粥蒸大饺子，至今我还有清楚的印象。

    一次去保定市文联，离开时，映山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回去后如果见到浩然，请代我问他好！”我满口答应。回到北京后，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浩然，等后来见到了浩然，我又把映山让我捎着问候他的事儿给忘了个一干二净。直到映山逝世的消息传来，我也没有把映山的问候带给浩然。一次，见到了浩然，我把映山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但浩然态度冷漠，不像老朋友应有的态度。怎么回事儿呢？后来，我从浩然赠我的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圆梦》中，明白了其中的原委：当年，浩然在位于保定的河北日报当记者，热衷于文学创作。当时韩映山经常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早已出名，并在《河北文艺》杂志当编辑。当浩然向映山投稿时，因映山对稿件处理不及时，二人产生了误会。到了这时，我才明白了映山让我代他向浩然问候的用意：映山采取主动，与浩然和解。这更令我懊悔不已。映山和浩然都是我的朋友，在他们二人和解的问题上，我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我感到对不住映山。

    如今，《韩映山文集》出版了，这不仅是对保定、对河北，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是一件值得一提的好事儿。值得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