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健
问题：大运河文化空间定位尚待确立
大运河与万里长城齐名，堪称中华古代文明瑰宝中的双子星座，作为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综合国力最高水平代表的两大世界级人类伟大工程，迄今仍然以其蜿蜒深邃、龙腾虎跃的巨人形象，镶嵌在华夏大地上，不久的将来，与长城一样，大运河将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永世长存！
今天的大运河比长城更具生命力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对京杭大运河山东济宁以南到杭州（宁波）段全面整治改造，形成了鲁、苏、浙长达近900公里的黄金航道，既是南北货物运输、内河通往海洋港口的重要水道，继续承担交通运输重任，同时又发挥着水利灌溉、防洪抗旱、南水北调、城市用水、生态治理、旅游观光等综合功能，成为“活的运河”。从春秋后期经隋唐宋元明清迄今的各个时期，大运河线路曾经发生许多曲折复杂的演变，运河沿线各地生态环境南北迥异，历史过程曲折激荡，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民俗风情复杂多样，时代面貌变化万千，沿岸都城市镇兴衰沉浮，社会发展跌宕起伏，经济水平差距鲜明，真可谓变幻莫测、博大精深，成为“变的运河”。由“活的运河”与“变的运河”所孕育、繁衍的大运河文化，造就了流动的遗产，活着的历史，成为中国文化多样性、复杂性的宝库，运河沿岸无愧“文化长廊”雅称。
正是由于大运河“活”与“变”所带来的复杂多样性，给大运河文化研究带来魅力的同时，也有许多难以说清道明的问题。古代大运河名称很多，现在学界称唐宋运河为南北大运河，元明清称京杭大运河，交通部门将整治过的大运河统一命名为京杭运河。各时期运河线路的渊源变迁，南北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织分野，古今运河航道的混淆纠葛等，这些直接影响到大运河文化研究的空间范围的确定。近年来，学界经常使用“（大）运河区域”或“（大）运河区域文化”，或冠某省市地区的“（大）运河区域”“（大）运河区域文化”的文化空间概念，以此题名或研究对象的论文著作不绝如缕。
今天的大运河（南北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沿岸，呈现出多元的历史文化类型，文化面貌复杂多样，特色鲜明，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完整的区域文化类型。因而，针对不同区域特点所呈现出的文化样态加以甄别、梳理是当下大运河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环境：大运河沿岸自然环境分界鲜明
早期往往依靠自然河流或山脉来划分区域，自然河流或山脉往往是形成或划分区域的重要标识，这在《尚书·禹贡》中就已经采用：“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是顺着山势开辟道路，砍削树木作为标记，将高山大河定作九州的分界，确定疆域。后来人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打破自然界限划分行政疆域。今天的行政区划，就是历史以来在多种因素之下所形成的。
历史上贯穿中国中部、东部、北部，甚至到西部关中的大运河，不是或不完全是自然河流，联结诸多水系，所以一般不像长江、黄河那样称流域，由此称“流域文化”。但从自然地理环境看，古代的运河，其中完全由人工开凿的河段虽然不长，但作用很大，主要是来贯通东西的大江大河，或南北流向的各条自然河流，如邗沟沟通江淮及之间的诸湖泊，鸿沟沟通黄、淮间诸水，菏水沟通济、泗等等。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对全国，特别是大运河沿线人文地理环境有过细致描述，谈到南北差异时说：“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濕，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张也。”（《广志绎》卷二）而河北以上的运河沿岸，又有赵文化与燕文化的差异，同时受到长城以北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北京成为全国都城以后，其文化尽显帝王气派，采撷了全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都城文化，这是运河其他城市所无法比肩的。天津明代后才发展起来，海洋与运河交汇，早期属沧州，近代以后崛起，形成独特文化。即使是一个行政区划之内，文化可能也是多元的。以大运河江苏段为例，受自然地理的影响，大致可以划分为淮河以北的徐海文化、长江与淮河之间的江淮文化，宁镇丘陵的宁镇文化，太湖流域的吴文化4个类型，各有渊源，差异鲜明。
政区：大运河各段历来分属不同政区
所谓的运河区域，一般以行政区划为准，如京杭大运河沿线，今天有京、津、冀、鲁、苏、浙2市4省，地级以上城市，实际上运河线路变化复杂，古代许多运河沿线，现在已经不在其中。范围广大，涉及今天所说的运河沿线。京杭大运河流经区域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沿岸经过城市依次为北京、天津，河北的廊坊（香河）、沧州、衡水，山东的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江苏的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的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一共23个地级以上城市。以南北大运河计，其政区更加广大，今陕西、河南、安徽等省均包括在内，涉及的城市更多。
古往今来，大运河沿岸区域一直处于不同的政治区域，行政区划从未形成一体。在清代十八省中，北京是都城，全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天津是海运、河运交汇地，城市较晚兴起，河北属于直隶；黄河下游的山东半岛，从来都是相对独立的政区，以泰山沂蒙为界，又分齐、鲁；明清以前，江苏淮河以北多属中原、山东，明清以后，与淮河以南同属统一政区。苏南在明清以前与浙西长期属于一个政区，明清以后与苏北合为南直隶或江苏省。浙东在明以前与浙西分治，明初合为浙江省。政区不同，对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淮北与淮南、苏南与苏北、浙东与浙西都有很大差别。
经济：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
根据近代以来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兴衰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可以将运河城市划分为“发达运河城市”和“欠发达运河城市”两组类型。如果不计首都北京和天津两大直辖市，两组城市的空间分布界线大致在江、淮一线，这里正是古代南北地理和经济文化的重要分界线，也是和近代以来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的总体发展水平基本符合。在明清京杭大运河通畅时期，长江南北沿岸城市的发展，虽然也存在着较大差距，但在大运河漕运繁盛局面推动下，长江以北运河城市也处于高度亢奋的发展时期，像自隋唐宋元以来长盛不衰的扬州，曾经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大都市，明清仍然是漕运、盐运的重要枢纽；集黄河、淮河、运河水运水利中心、号称“漕运之都”的淮安，明清时期曾经出现空前繁荣局面。淮关成为名列前茅的税收榷关。其他如山东运河名城济宁、德州、聊城，河北的沧州，乃至临清、张秋、张家湾、通州等城镇，都有过辉煌的发展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历史描述不胜枚举。大运河中断之后，运河城市的命运迥异，分化严重，导致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如果从1855年京杭大运河中断算起，这种分化和不平衡状况已经持续了150多年，而近年来，这种状况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变，甚至区域差距有继续拉大的趋势，制约了沿岸区域协调发展。
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社会、自然条件等多方面原因，目前运河沿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如果不算北京和天津这两座中央直辖市，运河沿线城市发展明显在GDP、经济密度、人均GDP、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等方面呈现明显南强北弱态势。临江近海城市好于内陆城市，通航城市优于断航城市，交通方式齐全城市优于不全城市；水资源丰富城市优于严重缺水城市；生态环境好的城市优于差的城市。
文化：大运河沿岸呈现复杂多元面貌
在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的明代，按不同河段将漕运划分为“七漕”。《明史·河渠志三》：“漕河之别，曰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因地为号，流俗所通称也。淮、扬诸水所汇，徐、兗河流所经，疏瀹决排，繄人力是系，故闸、河、湖于转漕尤急。”即以①北京至通州段称通惠河，漕称“里漕河”；②通州至天津段称北运河，也称白河、路河或外河，漕称“白漕”“路漕”或“外漕河”；③天津至临清段称南运河，也称卫河或御河，漕称“卫漕”；④临清至台儿庄段称会通河，也称山东运河，共设节制闸40余座，故漕称“闸漕”；⑤台儿庄至淮阴段是利用黄河，漕称“河漕”；⑥淮阴至扬州段称里运河，也称淮扬运河、南河或高宝运河。中经宝应、高邮、邵伯等诸湖，故漕称“湖漕”；⑦镇江至杭州段总称江南运河或转运河。又以苏州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北段称丹徒运河，漕称“江漕”；其南段称浙江运河，漕称“浙漕”。“河漕者，即黄河。上自茶城与会通河会，下至清口与淮河会。”到了明朝后期，开南阳新河和泇河，清康熙时开中运河，避开黄河，“河漕”不再。民国整理运河和委员会总工程师汪胡桢勘探运河，在《整理运河工程计划》中将运河划分为六段，根据当时的运河状况有所修正，但大致与此相当。这种划分，主要根据运河所经自然河流的自然地理状况，即北京段、天津段、黄河以北、黄淮之间、江淮之间、太湖流域。
大运河沿线包括燕赵、齐鲁、中原、吴越等多个文化区域，文化面貌自古迥然。对大运河沿线城市全国重点文物考察分析可知，除北京外，大运河城市重点文物内涵有明显的南北差别：北方的寺庙多、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址多，古墓、古城遗址多，古战场多，革命斗争遗址多，古代文化名人多，呈军事性、尚武文化；南方则文化古迹多、历史文化名人故居多、各类宗教文物多、园林胜迹多、文化艺术成就多、经济商业活动遗址多，与水、海洋、河流相关的遗址多等。
总之，在运河文化研究中，不宜用大运河区域文化或大运河区域这样的空间概念，可以使用大运河沿线、大运河沿岸（城市、地区）文化这样的空间概念，或简称“运河文化”，这既符合划分线性文化遗产定性的国际取向，又与运河沿岸文化多地域复杂多样性的特点吻合。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