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山东记者 孟 娟 实者记者 齐潇潇
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中国是世界上最喜爱藏书和读书的国家。中国的藏书文化历史悠久，生生不息。传统的藏书文化发展到今天，受到了现代传媒与大众文化的一定冲击。虽然传统的精品文化曲高和寡，但是总能找到识得其谐趣之人。原齐鲁书社副总编周晶，正是这样一位温文儒雅、心怀热忱的藏书家。书桌上那一杯香茗、一本翻开的线装古籍，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初印象。说起藏书的经历，周先生侃侃而谈，与我们分享了他在藏书这条道路上的喜悦与艰辛。
爱书情结
周晶先生的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了。两间书房里，连地板上都堆放着装满书的纸箱，更不用说那几排偌大的书橱了。卧室、阳台、储藏室，甚至连门后都摞满了书。用先生的话讲：“能放书的地方基本都放上书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一本本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据介绍，先生家里的书有2万册左右，他笑称“这是我的家庭图书馆”。
“我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当时家里连带字的纸都没有，但我却偏偏爱上了书，这中间的缘由说不请。”周先生告诉记者，他读书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仅靠父亲做工养活一家人。“我想买书，但是没有钱，无奈之下只好对母亲撒谎。比如不吃早饭，问妈妈要一毛钱买早点，走到外面，一琢磨，省下吧。”据先生回忆，当年一毛钱可以买个小册子，几毛钱可以买到吴调公的《与文艺爱好者谈创作》、《文学分类的基础知识》等等。
“读书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不可能读《二十四史》或一些高深的文学著作，大家都是从看小人书、连环画开始的。”先生最早买的书便是许君远等人编写的白话版、带插图的《聊斋故事选》，上初中后才买了张友鹤注释的《聊斋志异选》。
上初中后，周先生爱书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为了省下一个月4元钱的电车月票，他每日跟着电车跑着上学。“诸如此类，只要能省的钱几乎都用来买书了。”先生应征入伍后，在津贴很少的情况下，他仍坚持订阅《文艺报》、《文学评论》、《人民文学》三本杂志。“书，是无声的老师。我能当上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从小爱读书、注意学习不无关系，读书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先生如是说。
时至今日，先生仍然保留了爱书的习惯，每周六或周日都要上中山公园旧书市场走走。“我去得比较晚，九十点钟才到。有人说：‘你来晚了吧，有好书都叫人拿走了。’我听了很高兴，这说明济南现在还有一帮年轻的爱书人，喜欢淘书。实际上他们也圆了我年轻时候的梦。当时我想这样，但没有这样的条件。”
藏书感受
1958年从大连迁居济南。“大连是港口城市，‘洋书’比较多，真正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线装古书很少。相比之下，济南的民风淳朴，传统文化底蕴相当深厚。”先生回忆说，当时，从西市场到大观园、纬一路、新市场，再到国货商场（现在的泺源大街）这一带，小书店和书摊特别多，更不用说大型的国有古旧书店了。“我已经70岁了，现在想来，能生活在济南无疑是幸运的。”先生动情地说。
谈到济南近年来读书藏书的情况，先生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这里读书风气浓厚，也有一些专业的读书杂志和收藏杂志。先生于1999年创办的杂志《藏书家》，将读书与收藏两者相结合，希望能借之将他们这一代人读书、藏书的感受记录下来。“这种感受既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时那代人，也不同于文化受摧残的六七十年代，更不可能同于拥有电子书等高科技产品的年轻人。”
说起电子书，在周先生创办《藏书家》时，曾有人对他说，电子书的出现使纸质书面临严重的出版危机，这本杂志可能是在给中国传统的藏书、读书文化唱挽歌了。对此，先生表示，受新媒体的冲击、快餐文化的影响，很难有人真正地抱着一本大书从头到尾读完，这是事实。“但是我总觉得，将来再怎么发展，甚至出现比电子书更发达、更便捷的现代科技产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代替不了纸质书。”在先生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读书习惯产生变化，纸质书的读者可能会减少，但还远未达到寿终正寝的地步。纸质书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和读者群。“尤其是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寻一本古书，竖排的，字也大，白纸黑字卷起握在手里，这一番妙趣远不是读精装书、更不是读电子书所能体会到的。”
如今藏书者的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先生表示，“年轻人愿意读书、藏书，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作为过来人，很是高兴。”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社会上也出现了附庸风雅、只藏不读的现象。张金吾曾在《爱日精庐藏书志》序中说：“藏书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不知研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业绝业，犹弗读也。”先生的观点与此相似：“不能光注重书的经济价值而不注重书的文化价值，更不能为了收藏而收藏，读是第一位的，能有点读书笔记之类的东西最好。”
书者常在
乱世藏黄金，盛世搞收藏。先生认为，藏书是最古老、最有文化品位的收藏活动之一。私家藏书从春秋时代绵延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如今各大图书馆里的很多精华，实际上都是历代私人藏书家留下来的。”先生以晚清四大藏书楼为例解释，除了陆心源的皕宋楼于清末迫不得已卖给了日本人之外，海源阁保存下来的珍善本大部分都收入了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保存在了南京图书馆；瞿氏铁琴铜剑楼的大部分书也留在了国家图书馆。“私人藏书家对保护和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功不可没。”
先生告诉记者，他收藏了很多山东的地方文献，以山东籍文人的集部书为主，其中许多书山东省图书馆都没有收藏。“最近我正在整理这部分书，将来可能将它们集中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让其妥善保管。一来作为收藏者，为自己的藏书找个好的归宿；二来也是为省里的文化建设、藏书文化贡献点绵薄之力。”
但是，对于将藏书捐献给图书馆，周先生也有一定的担忧：“个人藏书放到图书馆，常常出现泥牛入海，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过去一些图书馆甚至出现捐献者及其后人无法翻阅这种情况，很让人伤心。”
事实上，也有不少人建议先生将书拍卖。对此，周先生表示，这也有它的好处，能够让书自由地在民间市场上流通。一些民间爱好者、私人藏书家能有机会得到自己心仪的藏书，也未尝不是件好事。“但是，我总觉得不能都放到拍卖会上去。”
周晶表示：“如何在收藏热的情况下，使一些老藏书家能把自己珍爱的藏书、特别是对地方或国家文化建设、对研究经济、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品更多地放到公共图书馆，而不是都放到拍卖会上，这是值得政府及各界相关人士共同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