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湖南记者 吴啸华 谢 兰
4月28日，湖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益阳高新技术开发区挂牌成立。
该公司的成立，既是益阳市深化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又是益阳花鼓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据研究花鼓戏多年的73岁老人谭兆龙介绍，益阳花鼓戏有着辉煌的历史，属于长沙花鼓戏的范畴，以长沙官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民国元年（1912年），由益阳南县王三乐领衔的新泰班进长沙绿萍书场演出，使花鼓戏首登省府所在地大雅之堂，乃全省第一个进入省城的花鼓戏班社。1930年至1940年，南县的得胜班又在长沙演出了一段时间。1946年秋，南县宝华班、胜利班双双进入省城演出。演员有后来享誉全省的花鼓戏艺人何冬保、胡华松、蔡教章、赵长生、杨保生等人，演出时间长达数月，当时人称西湖班。
益阳地区花鼓戏对于促进长沙花鼓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益阳花鼓戏起源于民间歌舞
由于历史的原因，益阳花鼓戏拥有除长沙路子以外的四大艺术流派，即益阳路子、西湖路子、宁乡路子、湘醴路子，花鼓众多，风格迥异。因此，人称益阳为“花鼓窝子”。
益阳花鼓戏，俗称益路花鼓，是形成于益阳本土的花鼓戏。这一路花鼓戏，历史悠久，影响很大。
谭兆龙说，益阳花鼓戏起源于民间的山歌、茶歌、劳动号子、丝弦小调和民歌。一部分形成益阳地花鼓，为对子戏，又称二小戏，一丑一旦，后来加入小生，形成三小戏；民国时期，一部分与当地湘剧班同台演出，吸收了湘剧的表演、程式、锣鼓经、部分声腔和剧目，形成了正式的戏曲剧种。
清同治元年（1862年）就有赵松山、赵兰山兄弟组建的职业班社大兴班。益阳花鼓戏初为“童子装丑旦对唱”形式，表演内容多是农村青年的生活趣事，如《看牛对花》、《扯笋》等。后来，演员由原来的小丑、小旦二人对唱再增加一名小生，演唱形式也开始规范。表演时，一唱众和，以鼓击节的打铜腔开始形成。由民歌发展起来的川调，亦具板式雏形，同时吸收湘剧中的伴奏曲牌和锣鼓点子。继之，演员中又增加老生、花脸两个行当。此后，剧目逐渐增多，如《芦林会》、《青风亭》、《山伯访友》等，及至行当基本齐全，声腔体制渐趋完善，题材逐渐丰富。
清道光、咸丰年间，益阳花鼓戏开始与湘剧同台演出，从湘剧中吸取营养，出现了“亦湘亦花”的科班、戏班。这样，花鼓戏增加了自己的演出剧目，丰富了表演艺术，花鼓戏的音乐得到了发展，剧目也成为故事完整的整本戏。
益阳花鼓戏作为重要艺术流派，2008年被列为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花鼓戏的前世
谭兆龙告诉记者，花鼓戏产生于民间，属于“下里巴人”的小戏，内容大多与男女情感有关，故一直受到官府的歧视与打压。如清道光《衡山县志·风俗志》载：“茶歌不雅，不足录。”清朝时候，花鼓班社在益阳一带比比皆是，官厅视为洪水猛兽，四处悬令禁止。光绪十五年，在益阳茈湖口就立有“永禁花鼓”的石碑。清宣统元年正月十六《长沙日报》第三版载：“元旦佳节，禁耍龙灯花鼓……倘敢违禁，拿案重罚云云。”
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十二日《长沙日报》载：“安化、安邑小淹地方演唱花鼓淫戏……前经邑尊出示严禁，访拿未曾获案。近有不法痞徒，隐在山中，搭台演戏……查明确实，迳至山中，将台捣毁，毋许演唱，败坏风俗。”
然禁者自禁，演者自演。益路花鼓正呈蓬勃之势，岂为一碑一纸所能禁矣？清末民初，益路花鼓之职业班社如雨后春笋，蓬勃而生。影响较大的有清末桃江彭桂香、李贵林组织的同春班，清末民初益阳兰溪杨紫春组织的宝华班，之后又有瑞林班、宝和班、盛庆班、盛和班、仲和班等等。
据花鼓戏艺人何冬保嫡传弟子李迪辉回忆：花鼓戏在解放前被定为“淫戏”，为此，官方不准花鼓戏到剧院演出。何冬保曾说过，“我们胜利班1946年夏初进入长沙，唱了3个月才站住脚。1948年，我们戏班攒了一些钱，就在中山西路盖了一个简陋的戏园，取名‘民众乐园’。”
谭兆龙说，不能不承认，早期花鼓戏内容确实在表现男女情事方面过于粗俗，比如经典花鼓戏《刘海砍樵》早期的内容。解放后，利用传统剧本的相关情节，剔除过时落后的迷信观念和过于粗鄙的“淫亵”对话与唱词，使《刘海砍樵》从洞庭一隅的民间小戏发展为五洲四海的传唱，也促使了“湖南花鼓戏”作为一个品牌的形成。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孙文辉教授认为，花鼓戏产生于农业丰产、祭祀仪式、以及生殖巫仪，是其品格“低于”悲剧和正剧的根本原因，也是“淫戏”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
开创编演现代戏之先河
1943年，日寇逼近益阳，以艺人孙芝亭为首的益路花鼓的宝和班毅然成立“益阳楚剧抗敌宣传队”，自编自演了《中秋诱敌》、《姑嫂上坟》、《哑巴劳军》等10多出抗敌剧目，并赴常德、桃源慰劳前线将士，为益阳戏剧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举不仅表现了益路花鼓艺人的民族气节，也开创了花鼓戏编演现代戏之先河。
谭兆龙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益路花鼓开始进入辉煌时期，由原民间著名的文华班、宝和班、仲和班等民间职业班社合并为劳动花鼓剧团，后改益阳市花鼓戏剧团，益路花鼓有了国家所有制的专业剧团。继而省汇演获大奖、进京演出、赴云南慰问，灌唱片、中央台录音，评为全国红旗剧团、出席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等等。此时的益路花鼓不仅享誉益阳全境，还影响省内外。
1959年元旦，益阳市花鼓剧团整理演出的《生死牌》，进京演出于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周总理、贺龙等中央领导亲切地接见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艺术大师梅兰芳还在《人民日报》撰文赞扬该剧的演出。
谭兆龙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益路花鼓进入鼎盛时期，剧团、剧作者、戏剧作品在省内外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有地、县花鼓剧团和桃江县黄泥田剧团等一批小有名气的剧团，有彭铁森、李果仁、赵凤凯、彭棣华等一批颇负盛名的剧作家，有《风暴过洞庭》、《啼笑姻缘》等一批获奖剧目和《扯萝卜菜》等一批传统保留剧目。
遗憾的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益阳花鼓戏逐步走向衰落，特别是1986年原地区花鼓剧团解散，在益阳全市仅保存了两个县级花鼓剧团，花鼓戏创作人员严重老化，演员行当不齐，观众群体日趋缩小。
唱响时代主旋律
在党中央提出“唱响主旋律，弘扬民族文化”的号召后，益阳开始重振花鼓戏雄风，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连续两届参加全省新剧(节)目会演，大型现代花鼓戏《山里兄弟》获田汉新剧目奖、导演奖、作曲奖、舞美奖、服装设计奖、田汉表演奖、表演奖，大型现代花鼓戏《情满湖乡》获全省新剧目奖和12个单项奖。
近年来，益阳市连续举办了两届地方花鼓戏汇演，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今年，正值益路花鼓进驻省会长沙100周年纪念之际，湖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挂牌成立，这都是益路花鼓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孙文辉教授说：“100年，是一个与几代人相关经历相联系的时间段。花鼓戏的传统不太长，但与现代、当代人的生活紧紧相连；花鼓戏的传统不是十分丰厚，但它的影响深入人心。唱一段‘比古调’都会感到兴奋，来一段‘浏阳河’都会觉得亲切。为什么？是因为它是湘音，有着深深的情感积淀，会带来一些美好的记忆。100年是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延续至今没有断裂。为什么？第一，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二，它有源源不断的创造。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它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而这种土壤却在萎缩、在变异。当然，我们可以让花鼓戏朝着音乐剧的方向发展，但是，传统的花鼓戏恰恰唯我独有，是未来社会中其他艺术无法替代的民族的、地方的文化资源。”
益阳大剧院经理段固良说，益阳的花鼓戏流派纷呈、丰富多彩，是益阳文化一笔丰厚的宝贵遗产，我们应该特别珍惜。为保护和传承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关心和扶植那些长年活跃在广大农村的花鼓戏剧团，真正把文化体制改革落到实处，把这些有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