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在母亲节到来之际，用今天的“以人为本”为镜，回眸血色“文革”中的母亲肖像，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题记
“文革”正进行得风风火火，正好在这个时刻，好心的劳改队长董维森破例给我半天的假，让我回家看看母亲和儿子。
午后，从团河农场骑车途经南苑进了永定门后，看见大街上红卫兵正在批斗“黑五类”家属。我的心顿时忐忑不安起来：我此时进家，会不会给老母亲带来什么麻烦？因为我的街邻都知道我是因划右派而送进“大墙”的劳改分子。因而途中决定不直接回家，先去找熟人探个虚实。故而我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低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再回也不迟。你妈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昨天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她，她精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四旧’了。”她说。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怕给她惹麻烦，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以后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垂挂母亲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完全与《苏三起解》颈上的木枷一样，不同的是，母亲脖子上的大木牌子，比京剧舞台上的苏三挂着的要大得多。
特别使我心痛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出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
“不行！不行！”
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在那个血色年代，我理解母亲的忧虑，但出于母子亲情的本能，我松开了手之后，便拿来一块厚厚的布片，垫在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
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此刻，我才知道那些发了疯的红卫兵，斗人是不分白天或夜晚的。因而，我唯一可以安慰母亲那颗苦涩心田的，就是紧紧拉着母亲的双手。直到邻居吴家批斗人的吼叫声渐渐稀落下来，母亲才同意我把她脖子上的木牌摘了下来，放在墙角。
刚才因为母亲胸前的木牌占据了我的中枢神经的全部之故，我竟然忘记了看一眼儿子，此时我稍稍清醒过来一些了，便用眼睛寻觅儿子的形影。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既没躺在床上，也不在昔日我住的那间屋子里。母亲悄声为我解开谜团说，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所以运动一来，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去住了。
母亲能如此从容而理智地面对乱世，当真让我有些吃惊。第二件使我惊愕的事儿，是我和母亲侧身躺在床上时，母亲对我道出的心灵秘密。她说为了不惹是生非，把从氏家族和我儿时候的照片，一把火都给烧了，唯有一张我父亲在北洋大学读书时的照片，她保存了下来。她对我指了指她身上内衣说：“我把它缝在衣服的夹缝里了——”说着，她拍了拍她前胸，“这是留给你和孙儿的，万一我有什么……什么……意外，你一定记住我这件内衣的颜色，里边藏着你爸爸唯一的一张头像照片！”
眼泪此时已经无法表达我的悲痛，便拉紧母亲的手说：“ 妈，您这两件事想得很周全，我记住您的内衣的颜色了。”
对母亲和我来说，这是个无眠之夜。我虽然闭合上眼睛，但内心却翻江倒海无法成眠。我想起父亲就读在天津北洋大学时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又参加让国民党抗日的卧轨爱国请愿，直到被国民党关死在监狱。此灭顶之灾，已然使母亲内心肝肠痛断，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好容易盼着儿子长大了，儿子因为写真实的文章，又走进了新中国“大墙”；此时她自己又背上了阶级敌人的大木牌子，每天接爱惩罚性的清扫街道——这世道真是过于残酷了。我没有睡觉，母亲虽然背对着我，但她也没有睡觉。因为开灯怕吸引街坊的注意，并有碍我睡眠，便悄无声息地用手电观看桌子上的小闹钟——因为她让我必需在天亮前离家回场，以免惊动街邻。
大约到了凌晨四点钟，我只好强忍着悲痛的泪水，向母亲告别。我所以不让眼泪流出眼帘，是怕再刺激母亲那颗流血的心。母亲是最知道儿子心思的，她轻轻地拉开房门后，附耳对我低声说道：“放心地走吧，你妈是蹚过苦水河的人，这块大木牌子压不倒你妈！”
“我相信您会渡过这一关的！”我走出屋门，挥手向母亲告别。
在归程中的一幕，让我至今难忘。当我骑车穿过南池子街巷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势，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那被打的老太太，此时如同一只死狗，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太，可是却比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其中一个，竟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老资本家！”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归途的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怎么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可是希特勒掀起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人性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极致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与此同时，我暗暗为母亲庆幸：她虽然胸前挂着大大的木牌，每天去清扫街道，总比这个老太太面临死界要幸运许多。
因而，此次回家探母的经历，让我终生难以忘怀。因为其中演绎的不仅仅是母子情怀，还深藏着昨天与今天的历史的真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