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京生
世界充满了流动。自然界中的江河在流动，以它不竭的能源、伟大的动力起于高山之巅，冲击原野，最后进入大海。而大海也不平静，它时而荡起滔天巨浪，时而形成摧毁一切的巨风，而与天上的日月相呼应。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物的流动、人的流动和媒体的辐射等，使我们每天都处在变化之中。在今天，这种流动的步伐是明显地加快了。
但是，在这些流动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文化的流动。比如现在一些很有影响的文化理论论述都漠视了文化的流动性，甚至将文化的停滞当做自己阐发学术观点和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观点：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曾经是文化的中心，因此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有文化的。反之，某地就是没有文化的，因为那里没有文化的积淀。这种忽略文化流动性的观点，全部把价值的指针停留于过去，否定了文化自身的创造性和更新性。而在笔者看来，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我们脚下的土地，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类的发展，它孕育的东西数目繁多而又千姿百态。17世纪初叶，北美大陆只有几处零散的居民点和稀疏的人口。对于当地印第安人和辗转到此的文化修养较高的欧洲人来说，出现一个统一的北美新民族并形成独特的北美文化是超出想象力的事。然而，尽管殖民时期辽阔的北美大地存在着种族、阶级、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开拓新大陆的生活现实逐步把三大人种的居民联系起来，并使他们的文化发生接触、冲突乃至融合。久而久之，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让位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这样，以北美大地为“熔炉”，以不同种族、国度的文化间的碰撞为燃料，以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动力，终于锻造出刚毅的美利坚民族，融合出独具特色的美国民族文化。二百年的美国民族文化与中国五千年文化相比，从时间上自然是不能相比的，但它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发展过程中，因其文化的流动性所日益显现出来的巨大活力。这是美国文化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文化需保持流动性的证据。联系具体实践，对此问题我们应思考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流动性的文化有着自身的定律，它体现在纵的流动与横的流动两个方面。光有文化的历史纵向流动显然不能说明城市崛起的原因，文化还有空间横向的流动性。后者所造就的历史奇迹，可能更令我们惊叹。
在人类文明史当中，我们能发现许多既未流产也未继续发展、而是在出生之后便停滞不前的例子。斯巴达为了对付人口压力，在对希腊世界的征服中，消耗了他们的创造能力。而爱斯基摩人尽管发展出一种极具特色和高度适应性的北极文化，但同时这也使他们成了艰苦环境的囚徒，因为生存的首要任务耗尽了他们全部的精力。回到文化是河流的譬喻中，除了一些因不流动而干涸外，当然也有一些最终形成了强大的水系，冲击出广阔的平原，最后汇流成永不回头的江河注入大海。那么，文化到底是如何流动，文明又是如何发展的？显然，它与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文明的发展在于重点的不断变化、能量的不断转移，活动场所从宏观世界转向微观领域——以不断内省的形式出现。
在此意义上，文化就像自然界，其蓬勃的生命力来源于流动。越是健全发达的人类、越是高尚的文明，受到文化洗礼和浸润就越加重要，但前提是，这种浸润、洗礼应该是流动的文化而不是僵死的。易言之，我们不可能沉浸在一种固有的不流动的文化之中而希望自身得到发展，固有的不流动的文化带给我们的未必都是积极的。从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多少城市曾经辉煌一时，成为一种文明的中心和一种文化的代表，但大部分都逃脱不了覆亡的命运。原因很复杂，如战争夷平了建筑，灾害造成大面积的人口减少，经济像腐朽的梁柱一样轰然倒塌，都可能造成一座城市的最终衰败。实际上，也许在这些具体的事实背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文化的停滞和没落。
与此相反，那些曾经是文明边缘的地方，因了流动文化的浸润慢慢地活跃起来，从蛮荒之地渐渐地演变成为绿洲，甚至成为新兴的文化中心和世界的山巅之城。就像隆起的喜马拉雅山脉，它是地壳运动的结果，但它是最年轻和最强大的。这样的城市越进入文化后发展时期，其涌现可以说是灿若繁星。
但是，光有文化的历史纵向流动显然不能说明城市崛起的原因，文化还有空间横向的流动性，后者所造就的历史奇迹，可能更令我们惊叹。原来发端于两河流域的基督教后来却兴盛于欧美地区，来自于印度的佛教，却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气象，中华文明也曾远走他乡，辐射到周边地区，带动了诸如日本这样的国家跻身于世界民族的前列。中国最早的几个通商口岸，文化附着商品的进出和滚滚的人流而迅速地兴旺起来，广州、厦门、泉州和上海，一系列的城市迅速地崛起。以泉州而论，它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曾经被洋人形容为千帆之港，世界各种各样的船只，都在这里留下它们的倩影，但同时，它又是世界的宗教博物馆。我们走在古朴的泉州城区和郊野，都能感觉到各种宗教在这里留下的气息，甚至一些在其发祥地已根本无所寻觅的宗教也能在这里找到其踪迹。可以说正是经济和文化的动因造就了当时号称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还要说到上海，上海的文化在相当一个时期之内，是和中国的固有的文化有鲜明的差别的，而造成这种差别的，是太平洋盛风所带来的欧风美雨。它曾经被称为万国之都。因此，当上海的经济被严重削弱，当大量的经营者不再光顾，当很多的资金被转移到我国台湾乃至世界的其他地方后，上海在经济上出现僵化甚至倒退，但其固有的活跃文化传统还在。因此，一旦国门打开，它便重新活跃起来，迅速地再一次上升为新的意义上的中国经济中心。只有20多年历史的深圳更是这样。它曾经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边缘之地，但改革开放的新的观念文化却首先在这里找到了立足和生长的机会，又由于它没有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固有抵抗性，使得它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等，从而迅速地崛起，并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风格。也许有人会以古城北京为例质疑流动文化，但北京本身就是流动文化的产物，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大熔炉。它融铸着中国北方契丹、辽金，特别是蒙古、满清之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使它们和强大的汉族文化相结合。这种融铸过程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它使北京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通容性。所以，应该把北京看成是最无地域概念的名副其实的大都市。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我们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即真正的大市民们，并不是固有文化的承袭者，他们绝大多数都欣赏着和接纳着流动的文化，学习崭新的观念，学习崭新的文化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而带动起城市的活跃和发展。这便是越来越多城市日益焕发着青春的原因。这种原因和现象，就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过程之中。
文化的流动性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流动是活跃的同义词；绝不能信赖于所谓历史文化的底蕴和沉淀能在今天爆发出奇迹；人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动人群是流动文化的承载者；如何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活跃的生态文化，成为明智的领导者和单位的管理者最根本的职责。
那么，这种纵横交错流动的文化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或者说它有哪些定律呢？概述上文包括如下几点：
（一）任何兴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一定是流动文化最活跃最激烈碰撞的地区，而没有流动文化或流动文化很少光顾的地区，一定是落后的地区。公元14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西欧相继出现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欧洲文化的冬去春来，与其文化视野越来越开阔有关。十字军东征后东西文化的联系不断扩大、深入。他们从穆斯林文化中获得自己古典时代的一些文化遗产，而令他们惊异的是，这些文化遗产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化迥异。这吸引了大批人文学者如饥似渴地去搜集、翻译、整理古典文化遗产，文艺复兴由此开始。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全球海上航道的沟通，使欧洲人的视野又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另外，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之手陆续传到西方，对14至17世纪的欧洲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火药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发展，指南针为航海提供便利。后两者对西欧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技术的改进，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尽管四大发明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但一直未得到改进，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西欧学习了各种文化逐步发展强大起来时，中国仍固守在封闭的传统文化之内，对外面世界持排斥态度。这就阻碍了文化的流动，使近代的中国吃了落后就要挨打的亏。
（二）历史文化的积淀有它有利的方面，它可以增强一个城市市民的自豪感，并且从更深远意义上来讲，保持一个民族文化的传统能够薪火相传，它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应该极为珍视的无价财富。但是这种财富并不能兑换成等价的现实利益。它的宝藏是巨大的，但它的收益也许是非常微薄的。英国的博物馆藏品有600万件，一年的观众是六七百万，他们采取自愿投币制度，你愿意投币多少就投多少，他们不在乎门票收入，光是这一点就看出他们有长远的目光。博物馆成为城市的标志和骄傲，大大地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并以此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进入产业化运作。从另一方面说，它却也能够窒息一切生动、活泼的文化行为和经济行为，变成沉重的历史负担。中国社会迟缓的发展历史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会发现，今天中国相当广大的农村的生产方式和晚清时期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甚至可以在汉唐时期找到它们的影子。这正是因为文化的不流动。而中国人的思维定式里面，一切都要在过去历史和祖宗的牌座上寻找根据，这就是我们步履沉重和历史上的改革屡屡失败的基本原因，因此，绝不能信赖于所谓的底蕴和沉淀能在今天爆发出奇迹。
（三）人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动的人群是流动文化的承载者。而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器物文化，只是文化的化石。有相当长的那么一个时期，某些学究曾经将深圳看成文化沙漠。他们认为深圳是一个文化的不毛之地，这里没有古老的建筑，没有几个读古书之人，没有流行的家乡小调和地方戏，没有二人转和河北梆子，因此便没有了文化。这种看法多么肤浅！他们就没有看到那么多移民带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梦想，源源不绝地流入这个城市，他们没有看到各种各样的传媒在这里交互激荡，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文化理论在这里频繁试验，多种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在这里争取一席之地。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你可以说由于这里的人口素质低，它所孕育的文化是灌木丛而不是大森林，但是你不可以说这些人不是文化的承载者，除非他们退化成野兽。浩浩荡荡的旅游人群，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去看古老的山寨，去看远在边陲的母系生活状态，泸沽湖的阿注婚姻，那难道不是一种文化形态吗？不是去看一种文化形态又看什么呢？抛开这些历史上的奇谈怪论不去理会吧。人的流动正如物的流动一样，越频繁，规模越大，一个地区就越有活力。
（四）文化生态或者说生态文化，乃是一个城市最要紧的事情，如何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态文化，成为明智的领导者和单位的管理者最根本的职责。它的营造就是要确认流动文化的重要性，并且为文化的流动创造日益广泛的空间，使流动的文化能够在这里得到充足的养分，生根壮大，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制度保障文化流动的渠道，过滤流动文化中带来的杂质，唤醒沉睡中富有生机活力的东西。生态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文化的价值观，而它生存的基本条件则是包容的胸怀，永远不要只主张一种东西存在，而排斥其他东西。某种时候，我们会看到，不明智的管理者采取强制性的手段，甚至是摧毁性的方式只允许一种文化行为存在，而将其他的都置于扼杀之列，这等同于政治上的专制暴君和战争中格杀勿论的鲁莽武夫，是非常愚蠢的。
文化的流动性本质要求城市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在促进文化流动上做文章。如果一种文化战略极大地带动了文化的流动，增强了文化的活力，那么这种战略至少适应了文化生长的特性和内在需要。
流动的文化需要更为广阔的空间来展露其勃勃的生机与活力。文化的流动性决定了它只有在创新、交流中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易言之，考察一种文化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发展的可能性，关键就是看它流动的能力、空间和程度，如果它不再与它种文化相碰撞相流通，不再有大面积的流动，那么它就可能停滞甚至死亡。
城市的发展已经逐步迈入以文化为主题的竞争阶段，以文化比后劲，以文化论输赢，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因此，如何拟定相应的文化发展战略，不仅决定着城市文化的未来，也将决定着整个城市的命运。
那么，如何选择文化战略呢？诚然，每个城市因为其经济社会状况不同，因为文化的传统与资源各异，必然影响到文化战略的选择。有的城市可能以传统文化的丰厚为其特色，有的城市可能以现代文化的生产为其个性，有的城市文化发展更多地依托政治资源，而有的城市文化发展更多地依托经济资源。但世界上著名的城市，都是以独特的城市个性、品位和文化内涵，体现其卓尔不群的风格与魅力。在选择城市文化战略时，必须尊重“文化是流动的”这一基本定律，并且相信只有流动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准乎此，对文化战略的选择，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在促进文化流动上做文章。如果一种文化战略极大地带动了文化的流动，增强了文化的活力，那么这种战略至少适应了文化生长的特性和内在需要。这一点，在一个文化变革和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结合前文对文化流动的动因的考察，那么相应的文化战略也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树立崭新的文化资源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文化资源观认为，文化资源主要是指历史既有，即我们所已有的文化遗产、文化古迹、文化大师、文化精品等，似乎只有这些才是真正的资源，才是未来文化发展的依托。但是，如果按照“文化是流动的”的定律去理解，我们的文化资源观又必须要予以改写。首先，对一个地区的文化开发而言，文化资源绝不仅仅是地域性的，我们要在更大空间中去理解资源及资源配置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的跨地域的流动将决定了文化资源的世界性流通，而绝不仅仅为一个地区所垄断。尤其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跨地域的文化流动使文化生产也变得全球化了，文化人才、文化遗产、文化符号等等，都将在更大的文化空间中予以配置。
其次，就文化资源而言，历史既存固然重要，并且可以直接进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开发，获得可观的收益，但是，从“文化是流动的”这一特殊性来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总量并不是固定的，其中一个巨大的变量因素在于，一个地区对文化增量的获得程度。城市的文化竞争，是文化存量之间的竞争，但更是文化增量之间的竞争。就说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吧，如果从传统文化资源而言它是无法与北京这样的文化古都相类比的，但之所以会出现“京派”“海派”之争，出现上海与北京的文化竞争与较量，这与上海当年的现代文化生产能力有极大关系。当时，上海的印刷技术非常发达，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速度是北京难以望其项背的。工业化的生产，世界性的流通，使上海得以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性的文化流通和现代性的文化扩张。文化增量的急剧上升，使其摆脱了原有的文化存量不足的尴尬，并形成了与北京之间的强大的对话能力。还有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如果从文化的历史既存而言，它远远比不上内地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但它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文化创造，尽管没有多少传统的文化资源，但并不妨碍深圳成为国内领先的文化旅游城市。俗话说，看上千年的文化到西安，看上百年的文化到上海，而看几十年的文化到深圳。深圳的文化影响并不依赖于原有的文化资源，相反，它在20多年间的新鲜的文化创造使之大放异彩，并也由此改变了被讥为文化沙漠的旧有局面。
（二）增强文化流动的经济推力。文化的流动并不是盲目的，它有自己的定律。探讨其中的动力机制，对改变文化流动的方向，影响文化流动的程度，将有重要意义。当然，这种动力机制有许多，其中有文化自身的和非文化的因素。特别是到了现代商业社会，非文化的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容忽略。经济动因往往成为现代社会各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记得在和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的对话中，我们曾经产生过一个共识，那就是，凡工商业发达之地，必文化兴盛之邦。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无数例证的。像当年的扬州，商贸兴旺，经济繁荣，也是文人雅士荟萃之所；像本世纪初的上海，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极大丰富的物质、商品，使上海率先进入消费社会，而文化生产也繁荣一时。因此，在中国城市发展迈入第三阶段即文化竞争阶段时，还必须凭藉第一阶段的经济实力的积累，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没有较高的生活水准，要想推动文化的大规模流动和增长，也是不可能的。文化对经济的这种依赖作用，依然不容忽视。
但是，仅仅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不够，还要在经济推动文化流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更大程度地发挥财富的推动作用，使各种文化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更为有效。
增强文化的经济推力，还有一个重要领域是文化产业的发展。现代城市的文化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产业的竞争，谁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谁能使其文化影响更广大的群众，往往就看谁的文化产业更发达。在西欧国家，从事文化活动的就业者占全部就业者的15％至35％。在文化中心如伦敦，超过20万人在文化部门工作，占城市就业人口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已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仅次于航空航天等少数行业，在国际上占据了4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已占据总消费额的30％以上。因此，在制定未来的城市文化战略时，必须要把文化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没有产业化的文化运作所带来的推动力量和影响力，文化的大规模流动与扩张是不可能的。
（三）培育文化的创新能力。文化的流动与发展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只有创新才能发展。因此，衡量一个城市文化的流动的能量，检验其发展的状态，关键是看这种文化能否有自我创新的机制。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同样是一种文化进步的灵魂。文化流动的过程，就是文化创新的过程。城市文化之间的竞争与较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自的文化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强则能领先一步，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创新能力弱，则容易自我停滞，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因此，必须从文化创新的角度确立新一轮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这种创新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1.文化的价值创新能力。文化的流动，不仅仅是器物的流动，风尚的演变，更是观念的变迁，价值的流变。一种文化要想保持活泼的生命力，要保持观念的辐射力，就必须要有一种价值创新的能力，并通过价值创新，形成文化发展的领先优势。
2.文化的制度创新能力。文化的中观层就是制度层面，制度包含了一种文化处理人和人、人和事、人和自然等等关系的基本能力。无论是观念变迁，还是行为变动，最终都要在制度层面上加以落实。制度文化最能反映一种文化自我管理、自我调整的能力。而制度创新也是观念创新、行为创新的根本所在。因此，判断一种文化的制度创新能力，是判断一种文化成熟与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
3.适应时代变化的创新能力。文化发展与经济之间常常存在不平衡的现象，经济社会变化较快，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变化相对迟缓。因此，要推动文化发展，必须要在文化对时代的适应和表现能力方面有所创新。不与时代合拍的文化必然会被遗忘和淘汰，会成为死的文化，而与时俱进的文化则会找到更大的生长空间，会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4.文化科技的创新能力。现代文化生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开发和高新技术成果的运用，因此，文化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到现代文化生产的质量与水平。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影响全球，特别是美国影视产品之所以能占领世界各地的市场，这与高新技术的运用有着重要的联系。中国文化生产和制作相对滞后，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手段与方式的落后，要使文化生产上水平的话，必须首先要通过文化科技的创新，形成优势，特别是在视听技术、数码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成果的运用上领先一步。
中国城市文化竞争的时代，也是文化大规模流动的时代。那种僵死的文化观念，过时的文化想象，落后的文化制度，对今天的生活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其引导作用。我们说文化是流动的，就是希望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文化以其创新的能力、超常规的发展而给这个时代带来更多人文的光辉。全球化已经使文化流动走向极致，我们不希望文化停留在一个地方性、局部性的梦想上，而是希望在大规模的流动中使各民族、各地区、各城市的文化发生更大的碰撞和融合，并且以其各不相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个性达到“美美与共”的文化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