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坤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将对外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口，以粤海关统领行商、通事、买办等进行贸易和管理。清朝一向自居“天朝上国”，视英国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其居高临下的管理姿态，在双方交涉中引发了不少冲突。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所谓“夷情”，清政府更不屑于掌握，导致闭塞无知。此外，清朝统治者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常常在对英交涉中引发敌视情绪。
地位的居高临下
在中英接触之初，清政府想当然地把英国作为朝贡国。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就曾设法让清政府明白自己并非来朝贡，但清朝官员还是把英王给皇帝的礼品写成“贡品”，并要求马戛尔尼行跪拜礼；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更因为拒绝行跪拜礼而被嘉庆帝赶出京城。
由于向以“天朝”自居，心态虚骄闭塞，清政府在交涉中任意行事的情况比较多见。1831年5月12日，广东巡抚朱桂桢和粤海关监督中祥，未经事先通知，带领一大批武装随从，闯入英国商馆，拆毁公司商馆前的围墙、大门和码头。原来，自1822年大火以来，商馆前混乱不堪，英商为此呼求广东政府令行商修葺，却多年未果，英人遂自行修筑了围墙和码头，从而触犯了清政府管理外商的规条。与此同时，朱桂桢擅闯英商馆的做法也违犯了一条旧例。英商大班（旧时对外国公司经理的称呼）随即就此事向广东当局提出抗议，却屡次被拒。清政府加紧颁布《防范夷人章程》，令外商遵守，更激起在华英商的屈辱感。
此外，英人递给中方的交涉文书必须以“禀帖”的形式由行商递交。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期间，交涉事务主要由公司大班负责，这个问题并没有特别凸显。而当该公司在华垄断业务终结后，以官员身份管理在华英商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就很难接受这种状况。1834年，首任监督律劳卑违反清朝贸易管理规定，擅自来到广州，双方发生强烈争执，及至武力相向。“律劳卑事件”中重要的争执内容就是律劳卑认为自己是级别和两广总督卢坤对等的官员，应当采用平行文书和对方来往。
其后担任商务监督的义律，则下大力气向两广总督邓廷桢争取平行文书。1838年底，在义律配合中方驱逐内河鸦片走私的交涉中，邓廷桢同意了与义律在文书往来中不经行商转递，使用官方“封印之谕传递”。希望在即，却被突然严厉展开的禁烟运动打断了。林则徐的强硬手段使义律被迫暂时放弃在平行文书问题上取得的已有进展。这种情况持续至鸦片战争爆发。
信息占有的缺失
1829年，东生行欠款一事引发了英国商船停泊口外拒绝开舱贸易长达半年之久。在以两广总督李鸿宾为首的广东当局的调停下，英商最终开舱贸易，这就是中文史料所说的英船“延不进口”案。在此事件中，中方的信息不足非常明显，参与交涉的李鸿宾没弄清几个基本问题：一是事件起因；二是事情发展过程中英商的内部情况；三是他并不清楚自己的态度和举措在英商中引起的反响，没有及时调整策略。中方不是没有能力掌握这些信息，只是不屑于掌握而已。相反，东印度公司委员会对广东当局的态度和意向一直密切关注，对任何影响当局决策的事态都作了记录和分析。
在朱桂桢擅闯英商馆事件中，中文史料只留下了寥寥数语的片面记载，而英文史料则用大量的篇幅详细记录，如，特选委员会已形成共识，对中国人交涉应持勇敢的独立精神而非卑下的屈从；透过中外交往的历史，他们对日后与中国的交往做出了重要思考和建议：强力可获尊重，软弱则被践踏。
中英信息占有的不对称主要是清政府的封闭和自大心理造成的。在交涉中，广东政府常常拒绝接受英方递交的申诉书以维持原判。拒绝外面信息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禁毁“夷书”。1834年，以英人为主的在华西人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益智会），用汉语宣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其目的在于使中国人能够明白西方人不是野蛮人，从而平等对待他们。但清政府在得到这类书籍后，视为洪水猛兽，加紧搜罗销毁，并追查缉捕相关人员。这些书籍后来成为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国人最早的资料来源。
信息占有的缺失使清政府在与英人的交涉中困惑颇多。由于对“夷情”所知甚少，更造成了许多错误的观念。且不说道光帝对英国居于何方搞不清楚，就连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有不少错误认识。他通过观察认为英军“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故不善陆战，导致了清军陆上备战的不足。当林则徐听说英国派来兵船准备发动战争时，认为这纯属谎言，“不过义律等张大其词，无足深论。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涉远而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劳，岂不能致其死命？”这时的误读实际上已是放弃军事情报，其危害可想而知。
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 招致的敌视
由于中英文化和思想观念的迥异，中文文书的措辞和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常常加深英人的敌视情绪，作为商务监督秘书的汉学家马礼逊就曾专门考察过“夷”字的含意。律劳卑曾痛恨中方对自己名字Lord Napier的译法，认为这是“劳苦卑贱”之意，他在文书中曾自称为“纳陛”或“无比”，但中方并不理会。广东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常常激怒英方。比如律劳卑来华后，海关人员在可以伸手拿到钥匙的情况下蛮横地砸开了他的行李箱，被英方视为表示敌意的证据；在律劳卑和广东官员的一次会面中，后者迟到了两个多小时，使律劳卑感到被怠慢和侮辱；时人还把律劳卑患热病而死解释为“惊悸胆破而死”，是被“天谴”。这些文化因素和行为方式招致的敌意超乎清政府的意料，加之对英人的态度和活动不求甚解，在不知不觉中，为中英之间走向战争加上了重重的砝码。
以上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英交涉特点的总结，主要是为了给我们所熟知的清政府“妄自尊大”“闭关自守”“封闭落后”之类定论做一些确切的注解，同时也想对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反思。我们不否认，英方在和清政府的交涉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更不应该忽略，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利益集团对中国的经济企图，才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作者简介
张坤，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英关系史和澳门史研究，主持和参与本领域的多项研究课题，发表相关学术论文2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