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昌 文/图
5月17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亲历者、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编剧于敏在北京居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老作家前不久刚刚度过98周岁生日，身体仍然十分硬朗。虽然走路需要借助手杖，但是头脑非常清醒，说起70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仍然能准确地回忆起很多的人和事，而且还不时地和记者来点小幽默。
于老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我在鲁艺戏剧系工作。当时，中央请胡乔木负责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们发出47份请柬，我的名字不在这47人的名单中。5月2日那天，是个星期六，我和干学伟在鲁艺驻地的东山下散步，碰到我们的院长周扬同志从山上下来。他招呼我们跟他一起去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座谈会。这样，我们两个‘小沙弥’，跟着我们的院长就去了。这个会，就是意义深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记者问：“从鲁艺驻地到杨家岭多远？你们是走着去的吗？”
于老说：“大概10多里吧。你要是给我们派个汽车，我们就坐着去。”说完，就笑了起来。据他介绍，会议开了三次，是在1942年5月的2日、16日、23日这三个星期六的下午召开的。前两次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后一次因为人更多了，就挪到室外土坪举行。
于老说：“好多记者问我那个会是怎么开的，主席台是什么样的。其实，那个时候既没有献花，也没有主席台，更没有什么桌牌，安排什么座位。大家随意散坐，不拘一格。中央大礼堂是一所瓦顶砖墙的大棚子，靠墙靠窗摆了一些小方桌，四边有长凳，礼堂中央也摆了一些长凳。我坐在一张短凳上，旁边就是秦邦宪同志，不远处就是朱总司令，他们都跟大家坐在一起。听会的时候，秦邦宪还跟我一起‘咬耳朵’呢。”
记者问：“当时都是5月了，怎么从照片上看还有人穿着棉衣服呢？”
于老说：“我们延安有一句话，叫‘早穿棉衣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那里的昼夜温差很大。我们去开会穿着单衣，同时也带着棉衣。毛主席在会场中间的一张放了白布的桌子前面讲话，他也披着一件棉衣，我记得肘弯的地方都磨破了，露出了一团棉花。毛主席入场时我们全体起立。他绕场一周，和我们每个人都握握手。主席握手时亲切地注视着对方，对每一个人都表示尊重。”
“毛主席讲话时一直站着，他的开场白在发表时标为《引言》。他一开始就标举5个方面的问题，即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说实话，我只泛泛地听着。只在讲到他自己的感情变化时，我动心了。他说自己是学生出身，养成一种习惯，在大家面前挑自己的行李，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记者问：“会上作家们是怎么发言的？您发言了吗？”
于老说：“在这么多要人和名人面前，我没有发言的胆量。不才如我，听发言倒还能分辨是非高低。平心而论，一部分发言颇有见地，言之有物；有些发言则水平不高，颇为空洞。有位作家说，巴尔扎克虽然有保皇思想，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客观上还是揭露了贵族社会的没落和腐朽。意思是说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可以不一致。秦邦宪同志听后就悄悄跟我说：‘如果巴尔扎克的思想立场不是保皇派，不是更好吗？”还有一位水平很高的歌唱家在会上提要求说，为了保护声带，他每天需要一磅牛奶、两个鸡蛋。另一位东北籍作家说他需要吃肉，叫号是骡子是马遛遛看，意思是他不但要争中国第一，也要争世界第一。朱总司令劝告他说：‘不要眼睛向天，要看得起工农兵。你要当状元，可状元不是自封的。新时代的状元要工农兵来点。’”
记者问：“5月23日这天的会开了多长时间？”
于老说：“这一天来听会的人较多，就移到外面的土坪上。毛泽东主席手里拿着一个提纲，洋洋洒洒地讲了3个多小时。后来天晚了，就点起汽灯继续开。汽灯就是烧煤油的灯，很亮。会开完大概是晚上8点来钟吧。开完会全体留影，也是在汽灯照明下拍的，所以现在看照片上我的脸比较黑。正当我们准备好合影的时候，忽然跑来一条狗‘凑热闹’。毛主席起身一边赶狗，一边幽默地大喊：‘康生！你怎么不把它管好！’康生是管社会部的，所以主席这样说。全场全都笑了。”
记者问：“您认为《讲话》的精髓在哪里？”
于老说：“《讲话》中提到的‘为群众，如何为群众’，这是主旨，条分缕析的所有论点都是围绕和阐明这一主旨的。在学习这一文艺经典时，我尝试归纳出8个方面的问题，借以加深理解和便于记忆。一是文艺事业与革命事业的关系。文艺事业再神圣，也是全部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不可颠倒，不可替换。文艺有其特殊规律，可是决然不可超乎革命的，即人民的利益之上。这就和‘文艺至上’‘文艺超功利’划清了界线。二是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只有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才能表现他们，感染和启迪他们。人民是文艺的出发点和归宿。‘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精神必须发扬。三是文艺创作与生活源泉的关系。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开源才能畅流，才能汪洋恣肆，天马行空。脱离人民生活，任何天才必然变成庸才。这就和‘唯灵感论’和‘主体意识论’划清界限。四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群众首先需要普及，跟着也就需要提高，所以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五是创作与借鉴的关系。吸收中外古今的一切优秀遗产，为的是创作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忽视遗产和盲目地吸收都不对，所以应当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六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律的最先进的科学，当然也是认识文艺创作规律的科学。表现的深刻依赖于认识的深刻。世界观的明彻决定艺术头脑的明彻。七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问题。政治涵盖艺术而不代替艺术。艺术不是政治和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但也不能脱离革命的大方向。八是文艺界的团结和统一战线的关系。对共产党人的要求应更严格，在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上，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
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于敏积极地投入到群众中去，到沸腾的生活海洋中去。东北解放后，于敏首先下到了哈尔滨一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并利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了剧本《桥》，反映的是工人同志们克服困难、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剧本很快被拍成电影，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此后，于敏又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写出另一部电影剧本《赵一曼》，将这位东北抗日英雄的事迹搬上了银幕。后来，他们夫妻抱着尚不足两个月的女儿到鞍山落户，并且还担任了鞍钢轧钢工程公司党委副书记，从此在鞍山生活了20多年。在这里，于敏除了参加生产，还同女作家草明等人一起办工人文化学习班，并为自己定下了两条要求：“有求必应”和“送货上门”，鞍钢的孟泰、王崇伦、王秀兰等等全国劳模和工人同志们都和他结成了终生的好朋友。他在鞍山培养的青年作者李云德等等也拿出了《沸腾的群山》等一大批好作品。他创作的《高歌猛进》、《炉火正红》、《孟长有》、《平常女人的故事》、《我们是一家》、《第一回合》等剧本和小说，都得益于这深厚的生活积淀。记者请他谈谈对今天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建议，他说：“生活的土壤越深厚越好。深入生活不是简单的采风，是要真正到生活第一线去。生活深入得怎么样，我有一条关键的标准，就是群众是不是把你当成他们的自己人。只有群众不把你当成特殊人物，而是真正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才会跟你掏心窝子。另外，就是希望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多读些书。通过我的一些接触来看，某些同志书念得太少，甚至非常无知。比如《尼伯龙根之歌》和《伊戈尔王子远征记》等等，各种古今中外的好书，都要下些功夫读。深入生活和读书，二者不可偏废。”
记者最后问：“于老，您年近百岁，身体还是这样好，请问您在养生方面有什么秘诀？”
于老说：“12个字：起居有时，饮食有节，乐观达观。”
相关链接：于敏，著名剧作家、小说家、电影评论家。1914年农历三月十五日生于山东潍坊，4岁随父母定居烟台。毕业于烟台益文英语商业专科学校。1938年到延安，曾任《新中华报》记者和编辑、鲁艺戏剧系教员、东北电影制片厂编剧、鞍钢轧钢工程公司党委副书记、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电影艺术》主编等。曾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