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我们就一起为保护文物而工作，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的交情，这么多年来，罗哲文是唯一一个总在问题集中的时候就和我在一起，始终没分开、很亲密的朋友。

    他是一个柔中有刚的人

    认识罗哲文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熟悉他的人才知道，那只是他对人的态度。罗哲文一直认为人与人之间要和为贵，这是对的，但他本人在有些问题上是很坚持的，他对自己认定了的东西是很认真的。

    罗哲文有自己坚持的做事准则，对于有些违背实事求是精神、不利于文物保护的行为敢于逆潮流而上。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说当时的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是康生的人，是“四人帮”的人，对此，我和罗哲文是不认同的。我们不顾当时敏感的政治环境和个人安危力保王冶秋，分别写信给邓小平和胡耀邦，历陈王冶秋与康生的交往纯属正常工作交流。后经中央调查，我们两人反映的情况属实，王冶秋得以平反。这反映出，罗哲文是一个实事求是、敢于顶风而上的人。

    1956年，北京市要拆城墙，我们都坚决反对。为了保住朝阳门，罗哲文到处奔走呼吁，还引发了一场“保存什么 如何保存”的争论。当时文物局有两个建筑师，一位是罗哲文，主张保护城墙；另一位是陈明达，认为可以拆了城墙用资料来保存。罗哲文认为用资料保存，是古城墙损坏后不得已的措施，不能保护本体。两人争论得很厉害，并在文物局的机关刊物《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文章，陈明达先写文章，提出城墙可以拆，认为有照片资料等，许多文物都可以得到保存，罗哲文马上写文章对此表示批判。在此问题上我坚决支持罗哲文的意见，后来我们也被大家称为“城墙派”。

    他替我受了很多苦

    “文革”之初，谢（辰生）、罗（哲文）、金（枫）、杜（克）因为反对军宣队将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划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们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后又被扣上“516”的帽子，四人都被审查，并一起下干校。他们认为我是大鱼，看我有时候会跟他们拍桌子，就先不动我，把我孤立起来，错误地判断罗哲文好说话，看他蔫蔫的，就先整他，把他整得很厉害，让他去牛棚，经常开会批斗他，想从他那里找出我的“事儿”。他为我挡了头阵，替我受了罪，受的苦比我多。有一次，军宣队让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集团分子，还让他供出谁是介绍人。罗哲文没办法，看着面前桌上放着的一顶军帽，顺口说出上面写着的名字，让坐在对面的审问人十分生气，哭笑不得，大半夜去整他，不让他睡觉，罗哲文一直没有说出我，他有自己的一套应对策略，经历了九翻九供，被逼急了就承认自己是“516”，第二天又翻供，一直拖延到林彪出事，罗哲文保护我过了这关。

    他是政治信念 非常坚定的人

    “文革”的时候，罗哲文受的冲击很大，受害很深。但在“文革”结束后，罗哲文从来没有否定过对毛主席的忠诚，对共产党的忠诚。受那么大苦，罗哲文一直认为不能丢弃毛泽东思想，到死以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他也坚持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很重要。这是很难得的，完全把个人恩怨放一边。现在他不在了，我觉得他这点突出的难得的品格一定要让人知道，他对毛泽东思想始终非常坚定，对现在有人否定毛泽东思想非常反感。

    我们也会有分歧 也会吵架

    我们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在政治认识上一致，在保护文物的问题上意见一致，所以我们有牢不可破的友情。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会有分歧，也会吵架。例如在复建的问题上，罗哲文是主张复建的，当然也不是全复建，他认为复建后的建筑可视为文物，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那只是一种标志物。比如地安门复建无法在原址施工，不在原址复建在我看来没有多大意义，而在这一点上，罗哲文是赞成的，但这只是学术概念界定问题上的争议，不影响他对文物保护的贡献。他一辈子都在为保护文物建筑奔走呼号。

    （本报实习记者丁艳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