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梅
“人穷水不穷。”
我妈爱说这话，与她从小受苦的经历有关。我妈出生在一九三四年，抗战时期，一家人住在巴东县城的陈家码头。我外公生得俊秀清朗，而外婆是江那边有名的许家桡夫子的大姑娘，嫁到城里来时，一头黑油油的青丝让小城的姑娘们艳羡不已，过了好多年，还记得许姑娘的辫子。外公凭着祖先留下的房产，开着一家豆腐店，专做一种香豆干，在豆干上打一个“叶”字，生意也算兴隆。但到了抗战时期，日本人的飞机一连几次轰炸巴东县城，豆腐店成为一片废墟，外公又被国民党拉伕下落不明，我外婆带着大舅、我妈，还有三个更小的舅舅，全家人走投无路，只好进了从重庆顺江而下的被服厂，那年我妈才六岁。
开始厂里嫌我妈太小，不肯收， 外婆苦苦哀求人家才答应。可后来发现我妈虽然年幼但手巧，缝的扣眼比我外婆都快得多。后来这厂到了武汉，又到江西、广西等地，住的是芦席棚子，全家的衣服用具都装在一个大网篮里。
但即使一贫如洗，颠沛流离，我妈这人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或许是从小守着一条大江，我妈她生性爱水，一双手就爱洗洗涮涮。厂里的工人都住着烂棚子，只有我妈她们家的席子擦得光洁发亮。长成大姑娘以后，外婆给我妈做了一件阴丹士林旗袍，她爱惜的方式是穿一天洗一回，衣角很快就洗出了白色，人们都说这姑娘真是勤快得可以。
还有鞋，用我妈的话来说是“一双鞋不是穿破的而是洗破的”，当然指的是她自己的鞋。我妈从小到老基本上只穿布鞋，就是为了洗刷方便。一双鞋穿过几天以后，一定要泡在盆子里，用刷子翻来覆去地刷，特别到了老来，她觉得空气污染得厉害，满街上都是灰尘，还有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因此上一趟街回来，首先是把全身衣服急忙换了洗掉，连鞋也不例外，哪怕是昨天刚穿的。
我父亲山东人，相对而言不怎么爱洗澡和换洗衣服，我妈就总爱用一句话来嘲弄他，说：“他们北方人一生只洗三个澡：出生、结婚和死了以后。”还说他们北方人即使洗澡也舍不得用水，浅浅的一盆水，只能湿了毛巾，就用这湿毛巾先把身上一擦，然后用手细细地搓，浑身上下地搓，咳，一搓就是这么长一条条的泥。我妈张开双臂比划着，就像拉面那么长。到最后那盆水也不会用完。
我妈得意扬扬地说：“人穷水不穷，穷也要穷得干净。”
有一年她到我这儿来小住了一个月，一进门就马上装备成一副系着围腰卷着袖子干活的模样。每天天不亮，我那厨房或者卫生间里就开始窸窸窣窣、哗啦哗啦，爱睡懒觉的我哭笑不得。我妈把我家的桌椅板凳、衣服被子、瓶瓶罐罐全方位地擦抹洗晒了一遍，到最后，连所有能找到的塑料袋都翻过来洗了。门前的细绳上晾了白花花一片，引来人们无数好奇的目光。
“情愿钱吃亏，不让人吃亏。”
我妈当年在厂里的夜校学会了写字，还帮着夜校老师——后来才知道是地下党的孙先生送过不少信，直到桂林解放。这段经历没有被她自己写入档案，她参加工作的档案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她当时的年龄来说，也算早的了。她后来又读过书，调换过不少单位，可直到退休，拿的只是一份很微薄的工资。
但我妈历来出手大方，从不吝啬，只要手里有钱，该用的时候绝不手软。她一惯的原则是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情愿钱吃亏，不让人吃亏。
从前，同学都爱来我家里玩，多半就是因为我妈对她们热情有加，总是拿出各种好吃的，有时候还没大没小地跟她们嘻嘻哈哈。有位初中的女同学是个孤儿，学习吃饭全靠每月七块五毛钱的助学金，有时候不得已就饿肚子，后来我把这位女同学领到了家里，我妈大块给她烧肉。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一斤肉，我妈总是留着星期天给我们打牙祭。我妈跟她的同龄人相比，她那时的工资不算少，但她从来不存钱，统统拿出来买吃的东西，粮食不够就偷偷买高价粮，油水不够就买鸡蛋、买花生。家里总有剥出的满盆的花生仁，让我和我的同学一把把地抓了吃。那东西果然油性大，吃过以后一天都不觉得肚子饿。我那同学自从饱吃过我妈的花生仁以后，再也不怎么爱吃花生，说那几年真是吃伤了。
我妈刚退休的那几年，兴致勃勃地去到全国各地旅游，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旅游还没有形成热潮，可我妈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一个人几乎跑遍了全国。
她这人讲究很多，因此会不分巨细地带上几大包东西，毫不夸张地说，像一座小山。我们肯定她拿不动，可我妈早有主意。去到一个城市之前，先把东西寄过去，或者是那里的一个朋友，或者就是那里的一个旅馆，写上她自己的名字，人还未到东西就已经到了。回来的时候照此办理。
这得花多少邮费呀。
可我妈真的是很潇洒，不管走到哪儿，随身只带一个手提袋，清清爽爽的，所以无论走多远回来，她都精神抖擞，没有那种疲惫不堪的样子。
“凡事都怕下狠心。”
我外婆本着落叶归根的想法，当年一定要携带全家从桂林回到巴东，我妈不愿意，跟同车间的小姐妹商量，预备等火车要开的时候突然跳下来。但我外婆看出了她的形迹可疑，哭着以死相胁。我妈架不住我外婆的眼泪，心就软了。
她为此一直后悔。她说如果她跳下了车，她的命运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她把后来受到的所有挫折都归结于当时没有那一跳，因此总结出一条深刻教训就是：“凡事都怕下狠心。”
我妈的生活因此而色彩分明。她常常把一件事想象得要么是天花乱坠，要么是糟糕透顶，她会下狠心或者锲而不舍，或者坚决排斥。
我刚进初中就逢到“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却突然宣布要选红卫兵代表上北京见毛主席。人人都争着想去，可我连红卫兵都不是。虽然在那之前我算得上是品学兼优，还当着学生会的干部，可我父亲已经被揪斗，而我妈被单位的人揭发说是“红旗特务”，一个停电的晚上，一帮人拥进来把我们家抄了个底朝天。这些可怕的事渐渐传到了学校，好些平素亲热的同学见了我连话也不说了。我从里到外都灰溜溜的。
被选出的红卫兵八月初在同学们极为羡慕的目光中启程去了北京，而我妈惊世骇俗地说，你也去。
那时社会上风传中央有文件，学生可以步行串连，但校方一直沉默着。老家广东的教导主任在同学们的包围中，用一口蹩脚的普通话说，“你们要去，学校不反对。”等大家还没来得及欢呼，他又补充道：“可也不支持。”
说到底学校是不怎么同意，家长们也是一百个反对，绝大多数同学也就渐渐打了退堂鼓。而我妈却态度坚决地鼓励我去，中间我有那么一点犹豫，她大为恼火，说只要能去北京，步行就步行。过去她当童工的时候才六岁，就跟着工厂从湖北走到江西，又到广西，几千里地不是也走过来了。火车也坐过，可那叫坐？车厢下边绑一块木板，人就躺在木板上，旁边就是轰隆轰隆的火车轮子，胆小的吓都吓死了。她说凡事都怕下狠心，我要像你这么大，我明天就走。
在我妈的鼓动下，十三岁的我和另外几个同学踏上了去北京的串连之路，几百个初一学生里就我们几个，所有人看我们的目光就跟当年看吃螃蟹的一样。我妈为我打好背包，插上一双黑布鞋，在我那件紫色棉衣里子的前胸后背缝了五块布，就像当年搞地下工作一样，将五十块钱分别藏在了布里。
女孩子的梦终于实现了，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来到了北京，见到了天安门，见到了领袖，还逛了北京的商店。我撕开我妈缝的荷包，取出一张十元钱，给我外婆买了顶帽子，给我妈买回了一盒颜色红红的金糕。她后来咬了一口，酸得直皱眉头，可还是笑着吞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