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德祥

    5月31日，著名红学家、诗人、书法家周汝昌先生在北京家中溘然仙逝，享年95岁。得此消息我感到突然。他老人家多年来目力不济，听力不好，单薄的身材弱不禁风，但是这样说走就走了，还是让尊重他的学问、他的为人的后来者好生难过。

    我与周先生相识，始于《红楼梦》研究。

    中国的红学研究，第一有名的是民国时期的胡适，第二有名的便是共和国的周汝昌。解放前曾得胡适帮助的周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不几年就出版了40万字的专著《红楼梦新证》，那时他才三十出头，新中国的红学研究从此受到“新证”重大影响。尽管“新证”中的某些观点人们无法完全接受，但这部著作引发的“红学”与“曹学”融合共生现象，早已成为时代性的红学潮流，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基本上采用了“新证”的观点。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写了几篇红学研究论文，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周先生，就把论文寄给他请他指正。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后悔自己没考虑周先生已是高龄老人，没考虑人家有没有时间、精力看你这些东西。真是少不更事呀！

    想不到不久先生来信了，说这些文章角度好，有新意，他愿意向有关报刊推荐发表。这样，贵州省的《红楼》杂志很快就发表了两篇，让我大受鼓舞。

    先生的来信是钢笔字，字很大，很潇洒，气势磅礴，灵动飞扬，书法根底极为深厚。原以为这是先生写字的习惯，当我去北京看他，这才知道他写字大是因为目力早已不济，写字十分吃力。

    先生住在破旧的四合院里，好多人家住一个大院，家家都是拥挤不堪。房间太小，客厅里客人一坐，先生只能坐在吃饭的小圆桌旁跟客人说话。先生说单位快给他分新房了，房子就在“人民日报社那边”。我不知道人民日报社在什么地方，只是希望国家不要亏待了这些老先生，别让他们七老八十了生活还是如此困窘。

    当时我的红学论文《“金玉对立”的原始构思及其象征意义》刚写完，我说这篇文章的观点与先生您的一些观点可能正好相反。先生非常高兴，说：“年轻人研究问题有锐气好，我愿意看到别人有新的思路。红楼梦博大精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去认识。”在先生的关怀下，这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很快就被《社会科学辑刊》作为重点文章发表了。先生云水襟怀，毫无门户之见，令我十分感动。

    临别时，先生送我一部新版的《红楼梦新证》，厚厚的两大本。先生在扉页上题字：“德祥同志指正。周汝昌。”那字，先生是借助放大镜才写了出来。看着先生写字如此吃力，我真后悔把那么厚的论文寄给他，给他添乱。

    后来我不再关注《红楼梦》了，但永远忘不了红学大家周先生，忘不了他对我的无私帮助，因此时时关注先生的动态。我发现，周先生对《红楼梦》是钟情一辈子，不时有新的东西发表，角度新颖，引人入胜。他在九旬高龄还登上“百家讲坛”，点评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四大名著。在他大量的古体诗创作中，时时可见《红楼梦》的因子蕴含其中。

    先生字好，书法水平高，对书法研究、书法推广同样情有独钟。先生在各种场合大讲书法，讲普及书法的意义，讲普及书法的措施。书店的新书中，不时会有先生的书法大作问世。他的《书法艺术答问》等专著堪称深入浅出的书法理论，对普通读者学习书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他在书中说道：“我作童子时，受板桥影响不小，学他的词，仿他的字；家里的木联匾多是他的佳作。他的字糅合了汉隶、苏、黄，黄的成分尤重，甚至也有石涛题画字的影响。毛病是太作态，‘伸胳膊踢腿’过了火。但确有其长处，不可没也。然而不可学，学不好浑身是病。”这样的书法理论，较之那些大而无当的空泛之谈，不知有用多少倍。

    与先生交往，读先生的书，总觉得他是为别人而活着。他写书那样娓娓动人，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经验得失一古脑儿地交给读者，这不就是学者最大的爱心体现么？他对素昧平生的外乡人掏出一颗心，尽全力相助，这不就是长者之为长者的动人之处么？我为结识这样的长者、学者而深感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