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红

    四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倘徉在台北街头。春风微醺，空气湿润，相比白天，华灯齐放的台北更显都市的繁华，店铺一家挨着一家，霓虹灯光闪烁迷离。据说台北十户人家就有六户开店。男女老少熙来攘往，到处弥漫着市井的富足与繁盛。混迹人群，惬意轻松的我们，丝毫没有陌生感。

    这是到达台北的第二天，当天的公务行程结束了，台湾夏潮基金会董事长宋东文先生陪我们逛夜市。老朋友见面格外亲切，去年夏天，他曾带领台湾作家团访问过江苏，这次江苏作家代表团赴台访问，就是应夏潮基金会的邀请。夜幕下，春风里，我们溜达着、闲聊着，他突然说带我们去一个地方，去陈映真当年的大弟子开的店里坐坐。

    陈映真？台湾最坚定的左派，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上世纪九十年代定居北京，二〇〇六年中风昏迷，至今还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我掌握的信息也就这些，好像看过他的《夜行货车》，还是电影。

    带着好奇，跟着宋董事长，穿过台北灯红酒绿的大街小巷，终于来到台大对面的一个巷子，一家名叫“大红”的小饭店，老板给的名片上写着：“大红人间艺文餐坊”，还有一排小字：影像与美食。我从没见过如此文艺的餐馆招牌。陈映真八十年代创办过《人间》杂志， 特别关注被台湾社会忽视的弱势者。餐厅老板一定很怀念那段已逝的岁月，特以此向陈映真，以及自己的青春与理想致敬。

    空间不大，十几张小桌子而已。我们进店时，老板正和朋友喝酒。宋董事长熟门熟路，介绍了我们，老板忙不迭收起自己的桌子，拼了几张桌让我们团团坐下。老板姓钟，中年，黑黑的脸膛，戴了顶解放帽，帽檐上居然印着毛泽东头像，他笑着说自己刚去了延安。估计这是延安的旅游纪念品。老板娘是厦门人。据说前任老板娘也是大陆人，云南歌舞团跳舞的。

    我好奇地四下打量，墙上有一些照片，宋董事长介绍都是陈映真年轻时和他战友的合影。真年轻啊，不知是陈映真去绿岛前还是放出来后的影像。 一九六八年，陈映真被捕，罪名是“组织学习马列小组，宣传鲁迅和共产主义”，被送去了绿岛。就在几天后，我沿东花公路作环岛旅行时，在蔚蓝浩瀚的太平洋中见到了这个鼎鼎大名的小岛，那里也曾关押过柏杨、李敖，关押过许多政治犯，如今却变成风景如画的旅游景点。

    我们喝着啤酒闲聊，宋董事长介绍钟老板是陈映真最得力的大弟子，钟老板却说宋董事长是那时的领袖人物。我知道，七十年代，随着保钓运动的兴起，台湾有大批青年学生，单纯、有激情，痛恨国民党政府无能，不能保卫祖国领土。他们向往祖国大陆，把自己全部的爱国理想都寄托在海峡对岸，那片对他们来说几乎是海市蜃楼的大陆。他们学马列、读毛著，向往共产主义，沉浸在浪漫的革命情绪中。他们是台湾真正的左派。不过看钟老板的年龄，应该是陈映真出狱后八十年代办刊、办出版社以及成立“中华统一联盟”时的追随者。

    酒已酣，有人提议表演节目，我的一位同行夸张地为大家表演“文革”时期的歌曲《毛泽东思想闪金光》，在笑声中，我的思绪飘向陈映真被捕的一九六八年，那时，大陆又在干什么呢？“文革”第三年，在跳忠字舞，搞造神运动；在武斗，枪炮上阵；知识分子臭老九在挨斗……呜乎，海峡两岸竟都无处安放知识青年的拳拳爱国之心。此时我产生了强烈的错位感和荒诞感。

    宋董事长与钟老板居然会唱“红歌”，他们带头唱起了《南泥湾》、《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的祖国》，我们应和着：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读过一篇文章，说陈映真绿岛的牢房里有一次关进了一位大陆渔民，因打渔过界被抓了进来。大陆渔民饭量惊人，一直吃了多日才减了下来，陈映真由此知道了大陆的真实生活。这位渔民在牢中教会了陈映真唱《我的祖国》。宋董事长与钟老板又是如何会唱的呢？

    喝着酒，唱着歌，一首又一首。歌声回荡在小小店堂上空，消失在台北温润的夜幕中。

    带着些微醉意颇有些轻佻地告别钟老板：“再见大红，我是小红。”

    归去时，沿着台大院墙，沐浴着温暖的春风，踉跄歌行。酒不醉人，风不醉人，歌不醉人，人自醉。

    此时的我，是在用优美的旋律悼念自己曾迷失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