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掖平

    70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面对当时延安文艺界较为封闭的现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文艺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的借鉴……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全面“拿来”的勇气和魄力显示了他对待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开放胸怀。但他并不满足于文艺创作仅仅停留在继承和借鉴的层面上，进一步指出：“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就从辩证的角度论证了继承与创新之间的相承关系，并使之发展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1942年关于文艺继承与创新问题的总结，延续了他之前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献中的思考，并有力地推动关于这个命题的论述进一步走向成熟，如建国后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就是这一论述的精要概括。这些关于继承与创新的论述虽然有着特定时代的语境，甚至在具体落实中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而使其难以得到真正实现，但并不影响该理论的价值和指导效能，一直被尊为中国文艺创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延安的秧歌剧运动就是一场秉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对旧秧歌加以借鉴改造的文艺革新运动，并在解放战争期间向其他解放区推广普及，有力地配合了民族救亡和阶级翻身的时代主题；建国后文艺创作中的新古典主义倾向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都显示出当代文艺借鉴和继承传统文化以及西方优秀文化遗产的审美脉动与价值旨归；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也反映出党和国家对待中外文艺作品的宽容心态和多元视野，有力地促进了学术文化事业沿着更加宽广的道路不断前行，鼓励着文艺工作者和学术研究者在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边区文艺在整合创新多种文化资源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并呈现出向全国迈进的旺盛态势，汇聚成革命记忆和时代建设的民族大合唱，形成关于苦难、青春、胜利、成长和幸福的主旋律，彰显出一个走向新时代的伟大民族热情昂扬的精神面貌。这一阶段的文艺创作中对民族性的挖掘和现代性的探索都是《讲话》精神的体现。

    新时期以来，学界和文艺界关于民族性和现代性的论争依然可以看出对《讲话》中继承与创新问题的深沉反思。80年代寻根派与先锋派之间不同的思考角度所延续的就是《讲话》中关于创新方向的论述命题。而90年代之后寻根派的消弭和先锋派的后退并不意味着这种思考已经走向完结，至今意犹未尽的“国学”和“新国学”话题，正昭示着当下学界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思考更加深入。具体到我们山东的文学创作情况，新世纪以来张炜的《你在高原》、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陈占敏的《黄金四书》、刘玉堂的《尴尬大全》等作品的相继出现以及在国内文坛产生的影响，就是一批在整合齐鲁文化、本土经验与西方诗学精髓的契合点上成功创新的典型性文本。

    因此，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继承与创新话题的重要论述，传承70年前的《讲话》精神，将对当前文艺创作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继续推进具有更为深远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