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 芳
6月7日至9日，由文化部艺术司与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新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首届“华乐论坛”在河北廊坊举行，论坛评价、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管弦乐艺术创作的发展历程，探讨民族管弦乐创作的发展趋势，研讨如何处理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进一步推动民族管弦乐作品的创新与交流。
12首作品梳理30年民乐发展脉络
6月6日晚，首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颁奖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音乐会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与新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新绎杯”中国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合奏作品）评奖推出的12首作品颁奖，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和中央民族乐团分别于上下半场呈现获奖作品。据悉，这是这两家顶尖民乐团时隔26年之久的又一次联手，指挥家彭家鹏和张国勇分别执棒上下半场。
与大多数创作比赛不同，此次评选面对的是已经上演的优秀作品，而且时间跨度是30年，因此本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普通的作品评选，更是对民乐发展最迅猛的30年间整体创作态势的反思和总结。
据介绍，为了确保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评选的广泛性和群众性，从2月开始，设立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华乐论坛”执行委员会就开始向全国中直及地方民族乐团、音乐学院、中小学民乐团队发出征集作品的函件，请他们根据多年演出的实践和市场反馈，推选各自心目中的经典作品，并通过业内专业媒体发布征集消息，广泛征集推荐作品。
截至3月底，共有40余家单位发来推选曲目，共推荐了100余首作品，最终评选出12部优秀作品。它们分别是彭修文的《秦·兵马俑》、刘文金的《长城随想》、何训田的《达勃河随想曲》、谭盾的《西北组曲》、金湘的《塔克拉玛干掠影》、刘锡津的《靺鞨组曲》、刘湲的《维吾尔风情》、郭文景的《滇西土风三首》、唐建平的《后土》、刘长远的《抒情变奏曲》、赵季平的《古槐寻根》、顾冠仁的《岁寒三友——松竹梅》。获奖的12部作品，每部作品除颁发奖杯、证书外，另颁获奖者奖金10万元。
总结成败得失，助力民乐进步
首届“华乐论坛”针对12首获奖作品进行了剖析、研讨。朴东生、卞祖善、乔建中、刘再生等指挥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汇聚一堂，获奖作曲家也亲临现场讲述创作心得。
全国九大音乐学院、六大民族乐团受邀成为论坛的支持单位，为论坛增加了厚重的学术分量。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陶诚表示，多年来，文化部在扶持民族音乐作品创作、演出交流活动等方面，一直做着不懈努力。文化部艺术司参与主办本次“华乐论坛”活动，体现出对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一贯高度重视。
谈到此次活动举办的初衷，作曲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说：“现在到了应该对我们从事的民族器乐创作、演奏、理论研究及乐器改革与制作等方面的成败得失进行深刻总结的时候了。我们应从中国民族管弦乐在世界音乐发展历史中地位与成就的层面上，找寻正确的发展方向，理清模糊认识，明确发展道路，更全面地继承传统，更开放地学习吸收世界优秀音乐文化精华，创作、演出、建设自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的优秀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决定，“华乐论坛”将每年举办一届，通过每年不同主题的活动，推动民族管弦乐创作和理论建设，催生优秀人才，引领中国民乐持续健康地发展。
民乐合奏没有低音是特点不是缺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音乐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多种乐队组合形式、大型民族乐队的出现以及大量的作品，极大丰富了民族音乐发展体系，但民乐合奏是否需要低音、民乐创作该怎样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等话题，一直争议不断。这些话题也成为论坛的聚焦点之一。
此次获奖的作曲家郭文景表示，那些认为中国民族器乐合奏“被西方同化”的观点，“太小看中国文化的包容力和消化力了，似乎也剥夺了中国民族器乐合奏获得新生的权利。”同时他也反对把中国传统音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合奏没有低音这一特点说成是缺点的观点，“横看世界各国各民族，纵观人类音乐发展历程，绝大多数民族的传统音乐合奏样式，都是没有低音的。虽然我十几年来一直支持民乐队发展中低音乐器，支持民族器乐合奏借鉴西方乐队的长处以获得交响性的效果，但中国民族器乐合奏没有低音是特点，不是缺点。”
音乐教育家岳峰也对中国民乐交响化发展进行了阐释：中国的民族乐器，一向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当朝代的更替把黄钟大吕和金石之声埋进了黄土之后，近世的民族乐器大都呈现出小型化、个性化的个体特征。使这些各具特性的民族乐器恰如其分地融合协调，表现出社会的、群体的时代声响，是百年来中国民乐人孜孜以求的梦想。民国之初，郑瑾文和他的“大同乐会”开始了这种探索；南京时期的甘涛等组建了近代民族管弦乐的雏形；民族器乐交响化真正步入正轨，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彭修文时代。沿着民族器乐交响化的道路一路走来，刘文金及其当代同仁以中国乐器为载体，华夏正声为本源，时代技法为手段，带动了民族器乐新的腾飞，在现代化、工业化的中国唱响了时代的声音。
“多样化是音乐的本性。民族器乐交响化是目前我国民族管弦乐发展的绝对主流。那么，作为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这种格式化、规范化、社会化的交响化思维是不是中国民族器乐发展的最佳选择，从后现代的视野看待中国音乐，中国的民族器乐还应有着怎样的多元状态，这也是我常常困惑的问题。”岳峰说。
严肃民乐作品应该成为主流
“现在作曲家们更多关注创作观念、技法的发展和探索，希望用新的手段创作。”作曲家唐建平与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作理念，“现代音乐或使用现代作曲技术手段的音乐，要想让人喜欢，关键在于要解决好创作中技术手段和文化观念的关系。当代音乐创作应当超越并解脱现代音乐技术发展带来的创作压力和负担，从容面对学术和情感的取舍，直面人生，宣泄情感，提纯音乐的境界。”
作曲家刘长远以“提升民族管弦乐的艺术性和严肃性”为题进行了阐述：民族管弦乐队具有很强的民族民间色彩和地域色彩，虽然很多民族乐器存在了上千年，但是这些乐器组在一起作为交响乐队来演奏的历史却不长。乐器本身的局限也限制了演奏家、作曲家在艺术上的追求，作曲家专门为这样的乐队去创作的历史也不长，因此非常缺乏艺术性强的、有思想的严肃作品。
“欧洲的管弦乐队在几百年的历史中，有大量的艺术性极高的严肃音乐作品，它们促进了演奏家的演奏技巧的发展和乐器的改造。”刘长远认为，西洋管弦乐的发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民族管弦乐队发展到今天，很多乐器的改革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具备了多声部和交响性。因此作曲家应该更注重去创作艺术性、技巧性强的作品，创作具有崇高人文精神、崇高境界的严肃音乐作品。作曲家、演奏家不断开拓音乐的表现力，也将促进乐器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民族管弦乐队。艺术性、思想性强的严肃音乐作品应该成为民族管弦乐历史中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