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燕

    在写完《罗哲文传》后，我曾经和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杨进刚先生谈过让罗先生口述林徽因的选题，不过尚未告诉罗先生，他就抛下还在不断缩短的长城、抛下还在不断缩小且越来越新的“古都”、抛下我们这些希望他长命百岁的晚辈，翩然而去了。

    如果告诉他，估计他会比我们更遗憾。

    作为晚辈，我一向与他极少亲近，私下里称呼也不是“罗老”、“先生”之类，而是直呼“老头子”，他偶尔听到，似乎也不以为意。老头子平时不好结交，社会交付给他的事情太多，自己一个人就忙得四脚朝天，也没有时间结交。不过他喜欢和记者打交道，作为一位声闻于野的学者，他手中没什么权力；而他做的很多事情，都不为地方所喜，他只有通过舆论来不断呼吁。因此，无论是宣传他的师父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还是宣传长城、运河、古城、古建的保护，他都非常愿意。很多熟悉他的记者都掌握了一个诀窍：只要是关于上述问题的，先生会尽量安排时间来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问他私事，基本就惜字如金了。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市面”上很难看到关于他个人私生活的文章。

    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私生活”。他的时间，最早被全国古建调查占去，接着又被长城占去，到了退休该安享晚年的时候，他几乎没了私生活。大伙儿说他“背起包就走”，一方面是说他轻车简从，另一方面，大概也是说他很少被私事羁绊。因为经常野外考察，他对衣服也没什么讲究，经常穿的那件马甲，由灰色洗成了浅灰色，又由浅灰色洗成了乳白色，他依旧不以为意，经常穿着这件马甲出席各种活动。他有一件中山装，是他出席自己认为的重要场合才穿的“正装”，比如收弟子、念恩师，但也像他的头发一样，似乎永远没有妥贴的时候。

    老头子最爱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烂到不知何种品牌的自行车。如果是在北京出席活动，只要天气允许，他就骑着那辆破车优哉游哉地出发，穿大街走小巷。如果不是车筐里那个硕大的电脑包，即便他停下车来去垃圾桶里翻腾，大概也很少有人注意。老头是个电脑盲，那个包可能掏出任何任何装得下的东西，就是不会有电脑，“电脑包”自然名不副实，不过可以称为炸药包--有一次他在香港过安检，先后过了三次，掏出了11个打火机，安检员说：老先生这么多打火机，能把飞机炸了。可见他作为烟民已是骨灰级不足以形容了。

    到外地去“干活儿”，他也喜欢骑车，觉得这样走走停停很惬意，也不会麻烦别人。不过，估计别人还是觉得他有些“麻烦”的--陪同他的地方官员学者，有的可能不会骑车，有的则担心一群人衣冠楚楚地骑自行车，很容易引来围观。

    老头子不拘小节，却很细心。杨阿姨在屋里贴了禁止吸烟的告示，我们只能遵从。后来，先生自己聊得兴起，烟瘾犯了，便攒动着大家到楼下去坐在石凳上聊。也没必要提醒他带垫子（杨阿姨不愿意他在外面吃灰尘，自然不会提供类似设备），在门后随便抄一个未开封的杂志（多半是人家寄来他来不及看的），塞到他的石凳上，他面色沉一下，也就坐下了。大家吞烟吐雾地聊完后，他夹起那本杂志，晃晃悠悠上楼去了--如果下次你来到门后翻，没准儿杂志还在，还是原装原封，可他就是忘不了把杂志带回家。

    老头子对“圈内人”比较抠门儿。我曾经借过他两本书，每次通话他都会问我书看完没有，我不胜其烦，只得还他了事。不过他对“圈外”的小青年到颇为大方。“老北京网”是一群年轻人创办的公益网站，这些毛头小孩去拜访他，他居然正儿八经地穿着“正装”，正儿八经地和这些毛头合影；人家顺势“拐走”他的东西，他也豪不吝啬，好像毛头们懂得珍惜，而我们不懂似的。

    斯人已逝，我能够想起大事不多，反倒是这些鸡碎小事最先浮上了脑海。在我眼里，他就是个挺有意思的老头。也正因为他只是个有意思的老头，他的离去才让我哀恸难以。

    八十九度春秋，受良蒙、事良师、从良业、做良人，品德行述越九州，生死不过皮相；

    七十二年风雨，涉高山、测高城、知高朋、立高论，诗书摄影切六法，阴阳如何相隔？！

    谨此纪念罗哲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