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宁
颂簋为西周晚期所造，山东博物馆藏品，一级文物，系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通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13.2千克。隆盖，顶有圈形把手，圆腹，圈足，圈足下有3个兽面象鼻形足。腹部两侧有一对兽首耳，下有垂珥。口沿上下各饰窃曲纹一周，盖与腹均饰横条脊纹，圈足饰垂鳞纹，形制庄重而大方。
盖、器均铸有铭文，铭文相同，为对铭，各15行150字，另外有2重文，记录了“颂”受天子册命的过程。
簋的渊源和功用
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起初为陶制，样子类似于现在的深腹碗。其使用一直持续到战国时期，相对于铜簋来说，陶簋主要以平民的日常实用器为主，形制较单一。而进入铜器时代后，铜簋的形制和纹饰不断翻新，有圆簋、方簋、方座簋等样式，出现了双耳、三耳或四耳等等。一方面这与制作工艺的进步和审美观的演变有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铜簋的特殊作用，才会这样郑重其事。
簋是盛稻、粟等谷类食物的食器，本为“百姓日用”的普通器物，后来随着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具有了标志等级身份的作用，其使用也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到了青铜时代，铜簋大放异彩，与铜鼎组合，成为最常用的礼器之一，具有严格的等级规制，为社交、祭祀、殡葬等重大活动所必不可缺。
鼎为炊器，主要是煮肉，簋则是盛放谷类素食的，二者组合，可能是古人吃饭也讲究健康饮食，荤素搭配。礼器以饮食器为多，“民以食为天”，我们自古以来对食物就很重视，迷恋于吃，很多事情都是借助“饭局”来完成，食器成了很多正事的代名词。如擅长外交叫做“折冲樽俎”，樽是盛酒的，俎是切肉放肉的，外交过程就是喝酒吃肉的过程。做了贪赃枉法的事，就叫“簠簋不饬”，因为簠、簋是祭祀先人的陈设（《周礼》：“凡祭祀，共簠簋。”），是款待先人的饭局，弄得不好，就是不敬祖宗，贪赃枉法也就是等同于忘本，对不起先人。
在文献中，簋的使用一般为偶数。《易·损》：“二簋可用享。”《诗·秦风·权舆》：“每食四簋。”《仪礼·公食礼》：“宰夫设黍稷六簋。”《诗·小雅·伐木》：“陈馈八簋。”而通过考古发现证实，周代礼制，鼎用阳数，簋用偶数，在鼎的数量上减一：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九鼎，卿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但由于“礼崩乐坏”，也出现了“逾礼”的现象。
周人创制了很多制度，继承和发明了诸项礼仪，尤其是西周时期，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有章可循，贵族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稍有不慎，就会为人诟病甚至惹来杀身之祸。礼的作用是“明尊卑”“辨等列”，体现着不可逾越的社会秩序，孔子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礼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礼器的使用，尤其是铜礼器。铜本身为稀缺资源，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战略物资，为统治阶级所垄断，铜礼器贵族专享，具有“器以载礼”的作用，是维护秩序，巩固统治的需要，其在制作上推陈出新，精益求精也就无足为怪了。
颂簋所包含的时代信息
颂簋制作于西周晚期，共和或宣王时期。此时，铜簋基本都配有对应的器盖，器盖倒放就是一个盘子，也可以用来盛食。器足为兽面象鼻形，象的题材在铜器中常见，大概商周时期象的分布比现在要靠北，在当时交通如此不便的情况下，人们也能见到。例如殷墟出土有完整的小象骨骼，并且项戴铜铃，可能是主人生前的宠物。
器身的主要纹饰是窃曲纹，窃曲纹由两端回钩的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长形图案，有的中间填以目形纹，在铜器上往往连接成带状。《吕氏春秋·适威》：“周鼎有窃曲（一作穷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盛行于西周中、后期，春秋时仍沿用。窃曲纹是龙纹和饕餮纹的变体，窃曲纹卷曲的条状当是取形于夔纹、顾龙纹之身躯，但其构造、布局则不仅取形于诸种龙纹，而且借鉴了饕餮纹与上述变形饕餮纹图案构形手法。然而从总体看，窃曲纹的出现使以往庄严、神秘的动物纹解体，进一步促进了青铜器纹饰的抽象化与几何图形化，因而在青铜器纹饰发展史中有着重要作用。
颂簋的窃曲纹中间是目纹，即眼睛的样子，整体呈“S”形，两端分叉，这是典型的西周晚期的样式。
颂簋及相关器物的流传经历
颂簋的流传如同其他青铜重器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学者刘喜海在北京购得，并编入《清爱堂彝器款识》。刘喜海（1793—1853），诸城人，刘墉从孙，是清道、咸间金石学家、古泉学家、藏书家，字燕庭（又作燕亭、砚庭）、吉甫，山东诸城人，别号三巴子。善鉴赏金石，著有《海东金石苑补遗》等鉴赏书籍，其所补编《古泉汇考》为当时古泉学集大成之巨著，嘉惠后世泉学研究；《三巴金石苑》为巴蜀地区历代金石图文并茂之第一部著录，对后世影响颇大。
后来此簋归李宗岱。李宗岱（？—1896），字山农，南海（今广州）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副榜贡生。山东候补道员署山东盐运使、布政使，著名收藏家。1885年，先后在平度、招远开办采金工场。1889年，到牟平开办矿务公司。其后代在玲珑办矿达50年之久。
后转手黄县丁氏“泰来”号的丁树贞（一说原为黄县焦氏收藏）。丁树贞（1861—1915），字干圃，号仲立、煦农、陶斋，别号长年，为山东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斋号“海隅山馆”，其数世亦官亦商，家资巨富。丁氏为人慷慨大方，并热心社会公益，常有捐资之善举，被清延加封三品衔，赏戴花翎，并候选知府。后丁氏家道破落，弟兄分家时分割财产，使其器盖分藏。20世纪40年代，器为胶东古物管理委员会黄县文管分会收集，后转入山东省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丁氏后人张秀琳女士将所藏簋盖捐献给山东省博物馆，颂簋始成完璧。
历代著录的与颂簋铭文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器物有多件。其中鼎三件，一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两件都是清宫旧藏；还有一件为李香岩、费念慈旧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簋八件，一件为张廷济、沈仲复、端方等旧藏，现藏于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美术陈列馆，一件为刘鹗旧藏，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件簋盖为顾寿康、邹安旧藏，现藏于日本京都黑川古文化研究所，一件簋盖为陈介祺、姚观光、刘体智旧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一件为吴式芬旧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还有一件即为山东博物馆所藏，是诸颂簋中最为精美者，其余两件不知所踪。壶两件或三件，一件为承德避暑山庄旧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器器盖俱全，清代始终秘藏在热河行宫中，上世纪30年代，整理热河行宫藏器，才被编入《武英殿彝器图录》。一件壶盖为赵之琛、钱水西、莫远湖等旧藏，清代金石著录中的颂壶均为这件壶盖，现在下落不明。还有一件壶身为黄县丁氏旧藏，据说原物主在黄县的“西悦来”当铺里当了这件铜器，多年没回当，当铺掌柜清结账目时拿来交给东家，放置在客厅里盛字纸，后来丁家请丁佛言吃饭，才被发现，便将其宝藏起来。后为黄县县长徐祖荫巧取豪夺，胶东解放后由胶东古物管理委员会收藏，现藏于国家博物馆。不知后两者是否为同一套器物，也许以后壶盖再公开露面的时候可以证明。
这些铜器都是传世品，应该是出于窖藏或墓葬，我们不知道其确切的出土时间和地点，也不知道其确切的数量，并且有的或许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令人十分痛心。
青铜礼器重见天日，颠沛流离，或存或逸，见证了两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经历恰是中国命运的缩影。而其制成已逾2800多年，仍有部分精品留存至今，供后人赏鉴，也是一大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