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咏戈

    《文坛记忆》是一本在中国文坛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轻松转换、自由出入的散文集。

    《人民文学》——曾经的中国文学的“圣坛”，哪怕和它有过一两次接触都可能获得某种终生记忆，留下一两篇经世回忆文章。周明先生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人民文学》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这三十余年中，伴随着他个人由刚出校门的学生到知名作家、资深编辑的成长，也见证了中国文学的大起大落、几度枯荣。如今周明终于开启了记忆之门，奉献给读者一只“观音的宝瓶”：以编辑的视角看文坛，以作家的身份写作家，已逝的或在世的文坛大师、大家、名家鸾翔凤翥，纷至沓来。作者几十年中与前辈和同辈作家的交往、所经历的文坛春秋便是一本活的文学史。《文坛记忆》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文坛记忆》的丰富与厚重，在于记忆的时空跨越了几个文学时代。既有“十七年文学”，也有“文革”中对文学的“剿灭”，编辑家、作家们所遭遇的厄运，更有改革开放后文艺春天的到来，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井喷”的记忆。《毛泽东与人民文学》、《茅盾与人民文学》、《张光年与<人民文学>》这三篇可以当做一组文章来读。这三篇文章再加上《编辑部的老师们》，读者便对《人民文学》与中国文坛的特殊关系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而作者与茅盾、冰心、巴金、叶圣陶、丁玲、艾青、臧克家、张天翼、陈白尘、张光年、严文井等文坛大师、大家、名家的亲历亲往，既准确又鲜活，无意间对一些不负责任的文学史起了“正视听”的作用；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胡耀邦、曾志等的接触，则因其亲历性和揭秘性令人读来兴致盎然，也印证着作者资深编辑和文学活动家的身份。

    在文坛上，兼编辑家和作家评论家两种身份的不在少数。作者是名编辑也是散文家。他笔下看似不经意的文字中却处处“显山露水”：他的散文是有思想、有亮点的。《我的心向着你们》记述茅盾先生在病榻上口授遗嘱，请求党审查他的历史，希望在他死后能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最后向党发出的声音是“我的心向着你们”。这位一九二一年入党的老党员、大文豪至死信仰不改，令人油然而起敬慕。而冰心在八十大寿过后自称进入“第二度青春”，继续笔耕不辍，写下大量作品，有的还获了全国性文学奖项。巴金在历经劫难后以病躯之身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奔走呐喊；刘白羽在年事已高的时候，数次立下遗嘱要向文学馆捐献价值不菲的收藏字画；李季在粉碎“四人帮”后担任《人民文学》的领导，抱病拼命工作，心脏病突发累死在文学一线……作者亲历了张光年拍板发表有争议的《班主任》，从而开启了针对“四人帮”的“伤痕文学”潮涌；更有作者陪同徐迟采访陈景润的记述，后来才有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问世。《九十五朵玫瑰》、《又见巴金》、《丁玲在桑干河畔》、《想起了诗人郭小川》、《阳光伉俪的浪漫诗情》、《远行的冯牧》、《宗英卓玛》、《生命的追问》、《在台北，看望罗兰》……它们让我们明白了大作家有多大，文学有多神圣。虽说是“忆旧”，其内容历久而弥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明的《文坛记忆》是一把金钥匙，每一个想要“寻宝”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坛风范的读者，都会在其中寻找到自己的水木清华。

    《文坛记忆》称得上是“素以为绚，辞朴文高”。作者或叙事或写人，看似娓娓道来，不加修饰，实则如东坡先生所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这种随物赋形的文字就是一种“越轨的笔致”。这使人想到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的那位哲学教师对茹尔丹所说的：“凡不是散文的东西就是韵文，凡不是韵文的东西就是散文。”茹尔丹先生听后反问说：“那我们说话的时候应算什么文呢？”哲学老师回答说：“是散文啊。”茹尔丹先生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天啊！我原来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还不知道呢！”这段有趣的对话实际说明了散文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当然，虽有“记录下来的说话就是散文”一说，但是这种记录还是要有提炼功夫的，要达到王国维所说的那三句话：“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文坛记忆》正因为达到了这样一种高度，方能初读如春风拂面，掩卷则余音绕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