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捷生
寄养在洪江的第三年或第四年，养父瞿玉屏见我长到了六七岁，该发蒙了，急着送我去读书。但不敢送国立学校，因为洪江是国统区，而我父亲贺龙却在陕北那边，是共产党赫赫有名的将领，闹红的时候在湘西杀过不少人，要是让他们的家人知道贺龙的女儿就寄养在湘西，非把我生呑活剥不可。怎么办呢？养父考虑再三，决定送我去读私塾。
行武出身的养父，此时在经商，但他乐善好施，骨子里是个兼济天下的人。他做棉纱生意，对洪江出货量最大的木材和桐油也很感兴趣，与家住在澧水江边一个姓刘的木材商保持多年来往。刘姓木材商租下江边一座老宅，把后院多出来的几间厢房让给了一对外地逃难来的父女住。那对父女，父亲是个老先生，足不出户，全凭教人读书写字度日；女儿老实本分，在父亲的影响下略通文墨，是个很有教养的姑娘。养父在与刘姓木材商的交往中，捎带认识了这对父女。看到父女俩生活不容易，以后再去刘家大院，都会带点粮食和肉去接济他们。有了这种情谊，养父想，先请老先生给我上上课，这样既不会暴露我的身份，又能让我认几个字。
养父和朋友合伙，在离洪江不远的安江开公司，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送我去江边刘家大院拜师那天，他一大早起来，领着我从自家的塘陀巷宝庆馆，穿过大半座小城，呼哧呼哧地往江边走。因为发蒙读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拜师的时候手不能空着。他带着的礼物是左手一大扇肉，右手一只沉甸甸的篮子，篮子里装着糕点、水果和给老先生定做的一双新鞋子，还有一只鸡。沿路上，那只鸡不断地从盖着篮子的一块红布下探出头来，“咯咯咯”地叫。
没办正规的拜师酒，但见到老先生，跪还是要下的，头也是要磕的。当养父喊我跪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礼仪，迟疑地望着他。老先生坐在太师椅子上说，这么小的孩子，免了吧，免了吧。可养父没有迁就我，还是让我跪。他回答老先生说，酒席免了，当众拜师也免了，这跪拜不能再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说完，自己也跪在老先生面前，说老先生，孩子瘦弱，胆子又小，现在我把她交给你了，请你老多费心。然后把头磕在地上，咚的一声响。
老先生是碍着养父的面子，才答应收我这个学生的。养父请他教我，读的虽是私塾的性质，却不照搬私塾的章法。因为他给我上课，必须视养父是否回洪江而定。养父告诉老先生，我每次去上课，他都要亲自送，亲自接。他有事在公司回不来，这课就不上了。正规的私塾教育，应该是风雨无阻，也没有寒暑假一说。老先生教我的东西，也不是通常的《四书》、《五经》，还有《千字文》、《百家姓》、《增广贤文》什么的。而是自选课程，并不与国立学校衔接。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养父把我送到老先生面前时，他都不知道该教我什么。大概也是权宜之计，养父想了想说，就教她精忠报国吧。因为当时正值全民抗战，我爸爸妈妈都在前线打日本人，而且养父自己也是军人出身，所以他几乎未经考虑，就为我选定了课程内容。事后我想，他肯定是出于对我父母的尊重，希望他们的女儿从小有报国意识。
老先生便教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和岳飞的《满江红》。
单独面对老先生，我如坐针毡，心里七上八下的，眼睛怕看又忍不住往厅堂正中的供案上看。看着看着，瓷板画像里的人动了起来，吓得连气都不敢喘。老先生拿起桌上的戒尺，“笃笃笃笃”的敲打桌面，说，看么子看？把心用在书里，再看我打你的手心！
幸好老先生的女儿也在厅堂里坐着，每天和他形影不离，不是在一旁缝缝补补，就是蹲在天井边洗衣服。只是动作极轻，像害怕打破瓷器那般害怕打破屋里的寂静，干扰她父亲教我念书。也亏得有老先生的女儿在座，待在宽大昏暗的厅堂里，我才不会紧张和恐慌得哭起来。
想不起来是姓兰，还是名字里有个兰字，养父让我叫老先生的女儿兰姐，我就一直这么“兰姐兰姐”地叫她。
兰姐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性情温和，像平静流淌的一泓溪水，说话细声细语。两只手白白的，软软的，有那么点书香门第的模样，却没有书香门第的命；长得不算好看，也不难看，但身体匀称，健壮，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常年穿着的那件蓝印花上衣，把她青春勃发的身体撑得凹凸有致，此起彼伏。不知她跟随老父亲从长沙还是从常德流落于此，说来也是个潇潇湘女，可一点儿也看不出湘女的那种刚烈和热辣。
老先生见我年纪太小，程度又浅，有些失望，也有些无奈，束手无策中，一个哈欠上来，眼睛便睁不开了。接着他咕哝一声，趴在桌上睡着了，喉咙里发出咝儿咝儿的哨音。
我两眼茫然，坐在一旁的兰姐抬起头对我笑笑，马上放下手里的针线活，轻手轻脚地走到我身边，打着耳语对我说，小妹妹，别见怪啊，老人家年纪大了，盯不住，先让他睡一会儿吧，接下来我教你习字。她很熟练地从靠墙的一张桌子上取过毛笔和砚台，放在我面前，俯身捉住我的手，让我对照书里的繁体字，一笔一划地往纸上写。
我写得极费劲，兰姐捉住我的手还好些，一旦松开，那字便写得天上一笔，地上一笔。繁体字的笔划多，结构太复杂，我怎么用心写也写不好，总是笔划叠笔划，有的简直不成字，像鬼画符。
兰姐不急，很有耐心地端正我的坐姿，教我如何运笔。对那些复杂难写的字，让我停下笔，伸出手掌，在我的掌心里一撇一捺地写一遍，再让我自己练习。由于不得要领，几个字写下来，我已是满头大汗，她早准备了一条手巾，帮我擦去额角和脸颊上的汗珠。
从这开始，兰姐和我越来越亲近。在她面前，我渐渐地有一种回到亲人怀抱的感觉。到后来，我再叫她兰姐时，就像叫自己的亲人。
“呀！小妹妹，你头上怎么长虱子了？”有一天，俯身站在我身后的兰姐，突然失声叫道。说着她松开我的手，贴近我的头发嗅了嗅，接着说，难怪呢，头发是馊的。你有多久没洗头了？
我当时太狼狈了，红着脸，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虽然才是个六七岁的小姑娘，但我已经知道害羞了，懂得头上长虱子是件见不得人的事。可我不敢告诉兰姐养母不管我，别说给我洗头，就连她自己的头也是乱蓬蓬的，像个鸡窝，只有在出门时才会勉强收拾一下。
以兰姐的心细，我相信她很快就能明白我是个缺少母爱的孩子，只听她轻轻地叹息一声，说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我这时才感到头有点痒，像有许多小东西在爬，连忙伸出手去抓，自然越抓越痒。
兰姐回到厅堂，见我两手在头发上乱抓，眼里湿湿的，说，别抓别抓，让姐姐来帮你。然后把我按在一张椅子上，自己搬来一条板凳，坐在我身后，用一把密密的梳子帮我梳头，梳一下让我看一眼。
连同头皮屑，梳子上梳出许多白白的粉状东西，那些细小的颗粒在匆匆移动，看了让人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兰姐说，小妹妹，你看你看，这么多虱子在咬你，吸你的血，头能不痒吗？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兰姐说，走，到院子里去，姐姐帮你洗洗头。我走到太阳底下，她从厨房里一只手提来半桶热水，另一只手端着一个木盆，木盆里放着手巾和包在帕子里的皂角。我当即醒悟，兰姐刚才说出去一下，原来是去厨房给我烧水洗头。
把水倒进木盆里，兰姐试试水温，让我趴在木盆的边沿，低下头，把头发浸泡在热水里，帮我反复地揉，反复地搓，又用梳子反复地梳。水有点烫，又正值盛夏，我热得汗水淋漓，但只能咬牙坚持。她不断问我，烫吗？水烫吗？马上就好了。又说姐姐不诓你，洗完就舒服了。哪有小姑娘家家的，头上长虱子的？
洗完头，我真就不觉得痒了，有种从未有过的清爽感。
养父来接我的时候，兰姐已经帮我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像模像样的，还找出两根红头绳给我扎了羊角辫。养父的眼睛一亮，说，哇，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呀，打扮得这么漂亮？然后面有愧色地向兰姐道谢。兰姐说，这有什么呀，我喜欢小妹妹，她真乖。
从此我每次去刘家大院上课，兰姐都要给我洗头，梳头，扎羊角辫。说话间夏天到了，天气炎热，但兰姐家用的是井水，即使在正午打出来也很凉。她怕我感冒，每次都打好一桶水，先放在烈日下晒，让它回温。课上得差不多了，再给我洗头。这时桶里的水清凌凌的，不热也不凉，浇在头上特别舒服。
还不止这些。去上课的次数多了，兰姐事无巨细，什么都为我着想，好像我真是她的亲妹妹。鞋子破了，她给我做鞋；袜子露出脚趾头了，她给我补袜子。自从有了兰姐无微不至的照应，我再也不惧怕去江边的刘家大院上课了，面对老先生心里也不觉得忐忑。如果养父在公司被事情拖住，回不了家陪我去上课，我便会烦躁不安，像丢了魂似的。
可是，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不到半年，养父就把塘陀巷那个独门独院多出来的几间房子，让给了从外地逃难到洪江来的两户人家住。这两户人家，其中一个没有任何家眷，只身从福建逃到洪江，是个国文老师；另一家的户主也是老师，在国统区教音乐。养父选中他们，不收他们的租金，意在换取他们教我读书。养父的这个安排，日后回想起来，可谓用心良苦，皆大欢喜，首先是给我找到了不出家门就能上课的家庭教师，其次是他们自己也有了安身之处。
不用再去刘家大院上老先生的课，唯一让我不舍的，是离开了兰姐，再没有人给我梳头，给我缝补浆洗了。因此，即使有新的老师，有我喜爱的新的课程，我也常常怅然若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