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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之路




 中国文化报 >  201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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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之路

    《团代会上》 国画 1973年

    《山溪》 国画 2012年 

    《鲁迅像》 国画 1981年

    《家乡牧场》 国画 1991年

    《山楂小鸟》 国画 2000年

    《漓江竹》 国画 1991年

    《白梅》 国画 1995年

    《富春江》 国画 1986年

    《梦舟》 国画 2012年

    《塔吉克少女》 国画 1991年

    《塔吉克之家》 国画 1991年

    编者按:著名中国画家徐君陶早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扎实的传统绘画功底与丰富厚重的人生阅历,磨练出“容者大成,海纳百川”的艺术面貌,是“新浙派”画风的代表。随着2012年徐君陶两次个展在浙江成功举办,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先后出版《徐君陶画集》、《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徐君陶》,系统地梳理了画家从早期至今的代表性作品,并收集了多位著名理论家的评论文章。本刊特邀徐君陶先生就多年来国画创作体会写就《敦煌之路》心得一篇,与其国画作品一并推出,以飨读者。

    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分别出版的徐君陶画集封面。

    □□               徐君陶

    我艺术成长的摇篮是浙江美术学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的教学风气很好,提倡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老师们也热心教育,他们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在教学上,所以我有幸在学生时代就打下了较好的专业基础。二年级的时候,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到上旺大队创作了《八把山锄闹革命》,第二年又到大高坞大队创作了《大高坞创业记》。这两个大队都是当时浙江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示范村,我们的画出来后,宣传部门就向农村发放,农民家里都贴了我们的画,我心里很有成就感。

    毕业前夕,我和王庆明、方增先、李震坚先生一起创作了一套《长征组画》。这套组画完成后,在1967年的全国青年美展展出,还在当年的《人民画报》做了封面、封底。

    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了浙江丽水市缙云县文化馆工作。当时心里有些失落,一个农村的孩子上了大学,就想在城里找份工作,这个梦想破灭了,内心充满了无助的痛苦。后来我到一个水库工地搞宣传,看到那里人山人海、热火朝天,看到了山里人建设家园的热情,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我以当地的生活为素材,创作了《山区建设者》,第二年又创作了《团代会上》。这两幅画都获得了成功,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我这两幅画直接继承了老师的创作方法。我的老师是李震坚、方增先和周昌谷,在他们的学生时代,学习的是西画,有坚实的素描基础。后来,他们到敦煌莫高窟观摩学习,受到了民族文化的熏陶,回校后,就从西画转到了中国画。由于这次回归,出现了新浙派人物画。这个画风的特点是水墨加素描,人物有明暗,有体感,很适合表现工农兵形象。把国画人物画从过去表现宽衣大袖的传统文人画中解放出来,用来直接表现现实生活,这无疑是一场成功的艺术革命。

    艺术的天性就是不断地求新求变。生活在变,艺术也要不断跟着变,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1985年秋天,我专程来到敦煌莫高窟学习。敦煌管理处的管理员带我来到了元代的第三窟《千手千眼观音》。她介绍说,这幅画是画师在墙上喷了水,半干的时候画的。我仔细看了看,这线条就像画在宣纸上的一样,还有着水墨渗化的效果,线条十分流畅,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一位健美的西部姑娘,只是在她的身上画了那么多的手。高明的画师,为了保留线的韵味,采取了淡彩法,观音的身上几乎没有上色,利用这黄土地的黄色,来代替我们黄种人的肤色。经过了这几百年时间的打磨,这观音的肤色依然那样的饱满滋润,流露出健康的美感。

    从这幅画上,我也看到了卷轴画对壁画艺术的影响,当然,壁画艺术反过来也会对卷轴画产生影响。人类的艺术,也就这样交替着向前跨越。

    从敦煌回来以后,我带着敦煌给予的激情,绘制了一幅少女写生,在这幅画上,我舍弃了往日的明暗法,突出了线条的表现力,在少女身后的夜幕之中,还有几只金凤凰在舞动。

    这幅画刚画好,潘絜兹先生到我的画室做客,潘老对画面中的人物很满意,只是觉得背景单薄了一些。潘老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想解决的问题。

    我想到了敦煌254号洞中的佛像背景,画得非常丰富、耐看,其实那背景有一些是画工画的,有一些是岁月“画”的。有斑驳,有脱落,脱落后露出了底层的色彩,除了朱砂、赭石以外,还有深黑、浅黑、灰黑、枯黑,各种色彩不是渐变,而是生硬的断裂,黑色与黑色之间,有的相差100年,也有的已经相隔了上千年,所以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苍茫、厚重。为了在画上追求这种效果,我特意做了一块丝网版,在底色上加印一版丝网印,于是就出现了断裂的斑驳的效果,画面也变得更厚重了。因为加强了背景,人物也显得更加冰清玉洁,这幅画后来被命名为《金梦》。在深圳展出后,由香港《文汇报》收藏。我的人物画创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0年8月,我应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联的邀请参加了丝绸之路的考察。去的时候,第一期活动已经结束,第二期的人还没有到齐,我就先到南疆写生,在喀什参观以后就乘上了一辆到塔什库尔干的大巴。到了塔什库尔干,天已经黑了,在车站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再安排到帕米尔宾馆。我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位白发老人朝我走来,只见一位姑娘朝他走过去,拿起老汉的手吻了一下,也没有说话,便往前走了。老汉也朝自己的方向继续往前走。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亲切,鲜花在街道两边舞动,羊群慢慢地从前面走来,显得那样的祥和优美。那时候,正是帕米尔高原收获的季节,姑娘们一边唱着歌一边收割着青稞,几十里外仿佛都能听到她们的歌声。我循着歌声找到了她们,她们很热情开朗,装束也很入画。我给她们画速写,她们很高兴,此情此景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历时3个月的丝绸之路考察,我就像见到了一个活的敦煌,一路上到处是歌舞,到处是牛羊,到处是鲜花。壁画上的歌舞来自生活中的歌舞,壁画中的色彩来自生活中的色彩。这次考察使我从生活中深入地了解了敦煌艺术。

    考察归来后,我根据速写素材画了《姐妹俩》。人物依然是以线写形,背景用金色与水墨泼洒,表达了我心中的理想。我还画了一张《塔吉克之家》,也是对这种美好情景的回忆。塔吉克人勤劳、和谐、自足、自律,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我只是想用我的画笔来赞美这种精神。

    这一时期,我的表现手法更多的是发挥线的表现力,线的快慢节奏、粗细枯湿、侧逆转折,都成了我画中的艺术特点,突出了线的功能,也更彰显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个性。

    当年,我的老师们向西方学习,是一种进步,后来,回归本土,也是一种进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民族自信心的逐渐增强,我们的线,应该更有底气和力量,更有时代感。这一切,对我来说也都是因为有了敦煌的启迪。敦煌,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还将会给予人类永恒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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