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卫平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薪火相传2000余年。大运河作为活态文化遗产，以其包容性和开放性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载体。佛教传播是文化传播的特殊形式。佛教在大运河沿线的传播体现在：第一，物质形态层面的佛经译注，寺庙、佛塔等建筑；第二，制度层面的佛教规范，僧团组织；第三，心理层面的佛教信仰。以大运河为载体，佛教在中国古代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汉至南北朝时期、隋唐宋时期、明清时期三个阶段。
汉至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运河地区的初步传播
随着两汉期间大规模开凿、修缮运河，生产力和经济总量都达到新的高度，特别在西汉时，国力强盛，“漕运”作为新的运输手段登上历史舞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流传各地，尤其是沿运河地区传播更为迅速。东汉初年，彭城（今徐州）人楚王刘英学习浮屠之术，斋戒祭祀，从思想到实践，浸透了佛学精神。东汉晚年，安世高到运河旁的丹阳等地宣传佛教。
魏晋南北朝是大分裂时期，秦汉时的主要航道被分割，控制在不同割据者手中。但各割据政权又往往以都城为中心疏挖河渠，形成区域性水运路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运河地区更加兴盛。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拜翻译大师支谦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庞秩”。建康（今南京）是当时的佛教中心。东晋有延兴寺、建福寺、彭城寺、瓦官寺的修建。南北朝统治者大多信仰佛教。南齐兰陵（今常州西北）人、宰相萧子良，尊礼高僧，替佛众设斋。同是兰陵人的梁武帝萧衍极其推崇佛佑，特许僧佑乘舆上殿，拜佛教为国教，广修佛寺，在建康就达700多所，著名的有长干寺、同泰寺、雨花寺、开善精舍等。京口（长江下游地区），早在东晋时就建有泽心寺，梁武帝时在此设水陆道场。此外，运河地区重视佛经的翻译和佛都哲理的研究。著名的佛学家彭城人竺道生，曾到吴郡（今苏州）虎丘寺讲学。由于纸质载体的稀缺，佛经的大规模翻译耗费高昂，所以，帝王对佛教传播的支持甚为重要，北魏（迁都洛阳）世宗宣武帝元恪“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北魏菩提流支在洛阳有助手1000余人”。
隋唐宋时期佛教在运河地区的广泛传播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大分裂的历史。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大运河的贯通成为必然。隋朝大运河的开通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的控制，便利了江南财物向洛阳、长安的运输，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
隋朝大运河以其包容性和开放性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载体，促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鼎盛期。大运河包容性的明证有很多，如运河北段的通州，在宗教方面的明证有“三教庙”（儒家的文庙、佛教的幽胜教寺和道教紫清宫，三座建筑呈“品”字形分布）、通州清真寺（为北京地区四大清真寺之一），祭祀妈祖（起源于福建莆田县的海神）的天后宫。大运河的开放性首先体现在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如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化，无论从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仪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国特色。在运河沿线的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这些城市逐渐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大运河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如运河沿岸的城市很多都是对外文化交流的据点，尤其是西安、洛阳和运河南部城市。日本奈良东大寺献物帐记录了天竺僧人菩提、波斯人李密医“涉流沙而用远到（中国）”，此后又随唐僧道濬、林邑僧佛彻由长安经由运河而至明州（今宁波），东渡日本。又如鉴真6次东渡传教的事迹。玄宗天宝二年（743年），在扬州大明寺修行的鉴真和尚应日本来华的学问僧之请，筹措海船、置办百货，准备东渡日本，传授佛教戒律。743年至748年间，鉴真大师5次东渡，或因官府阻止，或因船只损坏，或因迷航，均未成功。天宝十二年，鉴真大师虽已经双目失明，但他在古黄泗浦毅然第6次乘船东渡。除船工外，船上还有随行的18位僧人和85位玉工、画师、绣师、缮工、镌碑工，还有大量经卷、香料、药材以及所需粮食和生活用品。第6次东渡终获成功。鉴真不仅把律宗传至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授给他们。6次东渡过程中，鉴真先后在运河沿线的扬州、明州余姚（今浙江宁波）、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江宁县（今江苏南京）等地讲法传教，促进了佛教的广泛传播。
隋唐时期，佛教逐渐中国化，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隋文帝杨坚先后三次敕令运河各州建造佛塔。隋炀帝杨广对佛教更是大力提倡。他任扬州总管时，曾请高僧为自己授菩萨戒，并举行规模空前的千僧会。他率兵南下期间，曾命各郡县广泛搜集佛经、佛像，选聘高僧进行整理，在总管府中兴建宝台收藏，数量达10万轴。还从各地挑选篆刻艺人刻写经文。杨广继承皇位后，随着大运河的畅通，扬州经济迅速发展，佛教、道教也更加兴盛起来。信佛人数倍增，城内外寺院、道观建筑30余处。隋炀帝赴扬州设立慧日、法云两个道场，广延全国各地高僧到扬州寺院讲学、著书立说。当年扬州可谓寺院林立，僧人如云。一般寺院都有二三百僧人，大的寺院超千人，各寺院讲习法会日日无虚，各地善男信女乘船到扬州寺院进香拜佛，络绎不绝。扬州成了全国佛教中心。著名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三伦宗、密宗、禅宗、律宗等就是这一时期创立的。律宗派的鉴真大师，经常乘船往来于扬州和长安进行佛事活动。
唐朝初期，身为秦王的李世民受诏率军讨伐割据东都洛阳僭称天子的隋旧将王世充，其间，位于登封的嵩山少林寺僧众通力合作，协同唐军作战，立下战功。唐太宗即位后即颁发《佛遗教经施行敕》：“如来灭后，以末代浇浮，付嘱国王、大臣，护持佛法。”唐代佛教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鼎盛。武则天受其母亲杨氏影响，自幼归心佛教，为了利用佛教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她决策领导了迎奉佛指舍利，并舍银为舍利造金棺银椁。大量修建佛寺，建造大云寺358座，总度僧上千人。武则天以洛阳为“神都”，大规模营造龙门石窟，亲自捐脂粉钱两万贯资助龙门大卢舍那佛的修建。武则天以晋译华严旧经未备，乃遣使往于阗国迎沙门实叉难陀“于东都（今洛阳）大内大遍空寺翻译。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笔，首题名品。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本，后付沙门复礼、法藏等于佛授记寺译成八十卷。圣历二年（699年）功毕”。
唐朝后期至宋朝，封建统治者对大运河的依赖日渐加强。如果说历代王朝对运河之仰瞻并依赖漕运维护国运之长久，则莫若宋朝。运河是宋朝的生命线。南方运河沿岸文化发展的面貌和特色在宋朝有了较大改观。扬楚运河沿岸州郡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在两宋处于比较发达状态，苏州有“好儒好佛”，“号为吴中士夫渊薮”。在佛教传媒技术方面，北宋初年活字印刷术开启了佛教印刷传播时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这是毕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在佛教对外传播方面，宋与高丽的文化交流以典籍和印刷术的交流为重要内容。宋廷在明州设立来运局，专门负责高丽司业务。运河沿岸城镇也增置亭馆。宋太宗以后，借助运河把许多重要的典籍赠予高丽，如《大藏经》、《九经》、《太平御览》、《文苑精华》等等。宋廷除赠予之外，又开放书籍市场，京师与运河沿岸许多书坊之书大量流入高丽。通过典籍交流，高丽人也学会了活字印刷术，13世纪末，高丽用金属活字印《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本。宋与日本的佛教交流亦与运河密不可分。宋太宗赐予《大藏经》等多部典籍于日僧，宋真宗时，又有寂昭、元灯诸日僧入宋，并被赐师号、紫衣。之后，顺运河南下，并主持苏州吴门寺多年。神宗（1072年）熙宁五年，日僧成寻率弟子7人搭宋船入宋，先参拜天台山，又经运河到汴京，并参拜五台山，之后回汴京，处之开宝寺，受到神宗的接见，并安排与中天僧人宣梵大师会面。
明清时期佛教在运河地区的继续传播
明清政府对大运河的整治、维护、建设与管理十分重视。明清时期，运河流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加之明朝政府对佛教采取扶持态度，佛教有较大发展。沿运河带的高僧很多。如苏州人道衍（姚广良），是朱棣“靖难”之战中的主要谋士。自称“大明律师”的高僧扬州人寂光，为律宗的中兴起了很大作用。天台宗的职旭，是苏州木渎人，早年习儒而后出家，他著有《法华经会义》、《法华经贯论》等，阐释天台宗教义颇为精当。还有净土宗的珠宏（1535～1515），是杭州人，少时“补邑庠试，屡冠诸生”，后出家为僧，在五云山结庵而居，讲法授徒，“及门授戒”者不下数千人。他著有《释经》、《辑古》等多种讲义，较为全面地宣讲了净土宗的旨义，扩大了净土宗的影响。就禅宗而言，明朝前期有德宝（别号笑岩），他常在云和地区弘法，晚年定居北京，提出信仰、志向与时节因缘是三个学佛的基本条件，为禅宗的传授和推广发挥了作用。明朝后期的禅宗高僧有吴江人周真（1534～1603），著有《紫陌尊者全集》和《别集》，无锡人汉月奉临济为正宗，主张圆相为万佛之祖，他们两人宣扬禅宗宗旨，推动了禅宗的发展。清朝运河地区的佛学多由居士参禅，主张佛儒合一，以佛释儒。苏州人彭绍升，乾隆年间曾中进士，学佛以净土宗为本，著有《一乘决疑论》，主张儒佛一体，并著《华严念佛三昧论》，主张禅净融合，进一步丰富了佛学理论。佛教史撰作方面，代表作有：归安（今湖州）杏溪遮庵沙门幻轮的《释氏稽古略续集》三卷（收入《大正藏》第四十九卷）、清常州府武进县祥符寺纪荫的《宗统编年》三十二卷（收入《续藏经》第一四七册）。
历史上，大运河以其包容性和开放性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载体，促进了佛教在我国内陆的传播；现实中，大运河是仍在使用的活态线性文化遗产，并被列入中国2014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探究运河文化与佛教传播的关系，保护运河沿线的佛教遗存，对于大运河的成功申遗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意义重大。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