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静芳
18年前，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贵州一个原始偏僻的苗族小山村——梭戛建立，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10余年间，梭戛坎坎坷坷的博物馆实践为人们呈现了解读生态博物馆兴衰成败的最好范本，也为此后风起云涌在中国建立的几十座生态博物馆提供了镜鉴。从西部到东部，生态博物馆的实践范围在不断扩大，其可持续发展的本土化模式还在探索之中。
梭戛—— 一个起点，一个标志
极端的偏僻质朴，极端的民族个性，与环境又极端协调——这大概是挪威人约翰·杰斯特龙选中梭戛作为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原因。那是1995年。彼时，“生态博物馆”这个概念不仅对梭戛村民是全然陌生的，对中国博物馆界来说也是新鲜的。
这种上世纪70年代发端于法国的“另类”博物馆运动，试图以“没有围墙”的方式将一地一族之原生态文化加以就地保护。这一博物馆的现代化革新很快成为一股潮流，席卷欧洲。
正当西方学者寻求将生态博物馆的实践扩展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域之时，中国的学者也正在为那些处于原始质朴状态的村落探求保护发展之道，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贵州的梭戛乡幸运地成为第一个试验品。
梭戛的试验性品质在于：这里远离外界，仍保留着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一支不足5000人的古老而神秘的苗族支系，完整地保存着自身奇特的文化，除了那标志性的女子长角头饰，婚恋、丧葬、祭祀礼仪及音乐、刺绣艺术也别具一格。
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建立至今来看规格也是很高的——它是作为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的文化交流项目来建设的，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为此专门签署了《关于中国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
1998年开馆的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被国内外学者寄予厚望。来自挪威的80万元无偿援助，使梭戛在几年间有了明显而迅速的改变——电通了、路修了、自来水有了、希望小学建起来了。而这，也是中挪专家认同的“六枝原则”中的重要内容：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社区居民生活。
就在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建立不久，挪威的学者和官员又多次到贵州考察，确定再支援建立花溪镇山、锦屏隆里、黎平堂安3个生态博物馆。
此后十余年间，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在贵州、云南、广西、内蒙古，已建立了不少于30座生态博物馆，广西的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更是在政府的规划下得以大力推进。
考察中国的生态博物馆，不难发现，这些生态博物馆绝大多数位于偏僻的西部民族地区，涵盖了苗、瑶、侗、壮、京、布依、蒙古等民族。正如业内人士所指出的，中国最需要保护和最具有保护价值的原生态文化，多数在少数民族地区。
可以说，正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各自独特瑰丽的文化，为建立形形色色的生态博物馆提供了资源基础；而轰轰烈烈建立起来的各个民族的生态博物馆，又为国际生态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样本，使国际博物馆界不得不对中国这个后起之秀刮目相看。
生态博物馆， 一个“乌托邦”理想？
梭戛的示范和标本作用，让国内博物馆学者获得了很好的观察窗口，可是他们失望地发现，梭戛已越来越脱离当初建立的初衷。
随着挪威与中国合作项目的结束，贵州的生态博物馆失去了资金援助，被迫走上自我发展之路。单纯质朴的梭戛村民，还认识不到“生态博物馆”对于他们生活的价值，因而不能成为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的主体。
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徐美陵2005年曾悲观地表示，梭戛要么成为一个热热闹闹的旅游景点，要么就无疾而终，成为一个形式上的生态博物馆。
事实似乎正如徐美陵所言。作为博物馆，梭戛确实吸引了一些参观者，但数量有限。更致命的是，进入21世纪后，梭戛这样的偏僻山村，更加强烈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山寨谋生，古老的农耕方式逐渐被抛弃，独特的文化传统走向衰落。甚至有人认为，梭戛的原生态已经与时代的飞速发展背道而驰，因此梭戛生态博物馆只是“乌托邦”的理想。
比梭戛稍晚建立的贵州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则在市场经济的裹挟下蜕变成为一个民俗旅游村。当初，约翰·杰斯特龙曾被这里参差有致的石板建筑、碧绿流动的河水深深打动，从而向挪威王国申请了专项资金建立这座生态博物馆。
按照协议，生态博物馆应由3个部分组成——村寨原貌、信息资料中心和居民新村。现在，用于收藏镇山村布依族历史文化见证的信息资料中心，已经大门紧锁；为防止过度扩张、影响山寨本色而建设的居民新村，仅有几户人家迁往；村寨里随处可见的现代建筑物，将由高低错落的石板房构筑的美好天际线破坏无余。
在贵州梭戛镇山村，人们仍在过“三月三”等民族节日，但那更多地是为了表演给游客看。此外，民族服饰、民族饮食已荡然无存。村民对热热闹闹的“农家乐”式旅游乐此不疲，因为这直接使他们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但“生态博物馆”却已鲜被提及。
本土化探索还在继续
贵州生态博物馆的嬗变，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困惑和反思：为什么生态博物馆在国外可以成功，在国内实践却很难？是不是落后地区终抵不过发展的欲望，这种模式只有在发达地区才能成功？
对此，一位文物专家曾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历史都不长，仍在试验探索中，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规模体系，也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问题。
是试验，就允许失败；是探索，就允许走弯路。梭戛和镇山并不太成功的生态博物馆实践，恰恰为建设中国模式的生态博物馆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
首先，让我们回归生态博物馆的真义。国外学者曾给传统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下过这样简洁的定义——传统博物馆：建筑+收藏+专家+观众；生态博物馆：地域+传统+记忆+居民。
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如何协调？约翰·杰斯特龙在为梭戛“约法三章”中，其中一条便是：当旅游业的发展与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旅游业应该服从文化，而短期的伤害文化的经济行为应该得到制止。但事实是，在镇山村，没有任何力量来约束日益高涨的旅游开发冲动。谁来引导？谁来制约？又该怎样有效引导和制约？这不仅是生态博物馆的挑战，也是所有“有文化”的地方在市场环境下要面对的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新一轮的生态博物馆实践已经开始。2009年建立的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成为生态博物馆理念在中国东部地区的第一次尝试，也标志着生态博物馆从以前专注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扩展至关注整个中国。
无论如何，生态博物馆还会走下去，还将在中国更广的地域和更多的民族中落地生根。如何实现生态博物馆的本土化，在尊重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规律之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期待着中国式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