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山东记者 宁昊然 孟 娟 通讯员 刘启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宋镇豪的一份提案让莒文化成为人们瞩目的文化焦点。近日，莒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曹临和原莒县博物馆馆长苏兆庆专程赶赴北京，与宋镇豪委员共同探讨莒文化的研究和发展问题。
“大炮弹”引发的惊天秘密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莒州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即原莒县博物馆，与青州博物馆、滕州博物馆并称为山东省三大县级博物馆。该馆馆藏文物达2万余件，其中国家级文物120余件。年近八旬的苏兆庆是知名的莒文化学者，也是一手创建莒县博物馆的人。他与这座博物馆及这里的宝贝们有着深厚情分。
记者在馆内看到了镇馆之宝：十几尊约半米高，看起来像炮弹模样的陶器。外壁上有的刻着“ ”“ ”等图案。这些陶器俗称“大口尊”，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莒县陵阳河遗址。苏老回忆这些大口尊被发现的过程：1960年陵阳河发大水，冲出了几个陶罐子。接到消息后，他赶到现场，拿走了完整的陶罐，而那些零碎的就放下了。“那时候的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不好走。再加上除了自行车也没什么交通工具，怕在车上颠坏了，就只好暂时放到村民家里。”苏老说，“到70年代，国家举办一个出土文物展。当时我把3个大口尊装到箱子里，手提一个，前胸后背各背一个，坐车就去了北京。”
这些陶器到北京参展后，上面刻的图案引起了考古界的重视。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认为大口尊上“日月山”的图案是文字。接着文字学家唐兰依据对这些陶器文字的研究也提出“中国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的观点，掀起了一阵讨论中国文明史的热潮。
经学界30多年的研究论证，去年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莒文化高层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同意，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文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推了10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现代汉字的祖形。
三十年为莒文化正名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界认为山东的史前文化只有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苏兆庆从1956年开始考古工作，在莒县50多年的考古经验使他相信莒县出土的文物和大汶口出土文物有所不同。他大胆推测，莒文化是区别于大汶口文化的、没有中断的区域文化。
带着这个大胆假设，80年代苏兆庆找到当时山东文物考古所所长张学海，并提出莒文化的概念。哪知张学海当头给他一棒子。“老苏，在山东除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不可能有其他史前文化了。”性格倔强的苏兆庆对张学海说，感觉鲁东南这边的出土文物和鲁西南、鲁西北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不大一样。但是当时张学海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2000年，身为日照市政协委员的苏兆庆提议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莒文化研讨会”，张学海也在受邀之列。“张所长的态度和十几年前完全不同了，那时他已经对莒文化相当重视。”苏老说。张学海的转变源自于一本叫《莒县文物志》的书。1993年，由苏兆庆主编的《莒县文物志》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本书集结了1988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莒县的考古成果。张学海读过这本书后惊讶于莒县居然发现了120处新石器时代文物遗址。“这些集中的遗址说明约5000年前，这里就有120个村落了，而整个莒县现在也就1200个村庄，说明当时这里就很繁华了。”张学海曾表示，“莒县与莒地对解决我国文明起源，文明初步发展和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等重大史学与理论课题，具有重大意义。”
陵阳河遗址发掘出全国最早的陶文，全国发现最早的陶号，以及大量的酿酒器，这些文物证明了当时农业的发展程度。5000年以前，以陵阳河为中心的地区突然发展起来，让考古界也感到很奇怪。苏老认为，在5000年左右的时候，莒地的气温和雨量相当于现在的长江流域，有利于农耕发展，而农耕文化带动了其他各方面的发展。
“莒州”地名由来已久
“莒”字是何时出现的？苏兆庆认为，从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来看，“莒”是地名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部落时期。“《春秋释例谱》记载：‘莒，赢姓，少昊之后……’郭沫若《中国史稿》载：伯益是较早注入华夏的夷人分支，传说伯益的后裔有徐氏、郯氏、莒氏……”苏老介绍，“而莒州之名最早在566年北周
时期，改南青州为莒州。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日照市和莒县、沂水、沂南、沂源、蒙阴、莒南、江苏赣榆等地。”
近几年，由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书让苏兆庆有了新发现。他对记者介绍，这本书的第二十五简提到这样一段话：“禹治水受阻，于是乎在夹州、徐州开始可行的几处。禹通淮河、沂河、东注之海；于是乎又在竟州，莒州开始可行的几处也。禹乃通蒌水与汤水，东注之。”经考证，苏兆庆认为，莒州即莒国。
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在其著作中提出，“筥、莒为一字”。但是由于当时缺乏考古资料，没人能证实王国维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在莒县周围出土了很多有古体莒字样的编钟、青铜器等文物，证实了‘筥’与‘莒’通用，学界才慢慢把视线转移到这。”苏老说。
莒文化可与齐、鲁文化比肩
冯友兰先生将历史区分为“本来的历史”（客观存在的历史）和“写的历史”。苏兆庆认为，山东的齐、鲁、莒文化中，齐文化和鲁文化是周人撰写的文化。莒文化是本来的文化，它是用近60年出土的罕见文物，展现自身的历史与文化。
一直以来，学界研究山东的地域文化，其实只是齐文化和鲁文化，莒文化往往被一代而过，被湮没在齐鲁文化的光环之中，淡化了莒文化的个性。“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考古在莒县及周边地区发掘出大量文物，莒文化的地位才慢慢受到学界承认和重视。”苏老说。
苏老认为，文化意义上的莒地，北起胶济铁路，南到陇海铁路，西至沂山蒙山东南侧，东到大海。
在西周分封齐、鲁之前，莒地应包括部分齐、鲁之地。到了西周，周人为了记述历史就把中原以东的众部落称为东夷，有淮夷、莱夷等诸多部落。“齐国和鲁国作为周的诸侯国，所以齐文化、鲁文化是周文化，而莒是土著文化，以莒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和周文化是相抗衡的。”苏老说。齐、鲁文化的根基是东夷文化，莒文化是东夷文化的代表文化，它以自己的特色和先进性，影响和带动了齐鲁文化的成长成熟。“中国莒文化高层论坛”上，与会学者研究认为，“包容创造、明礼尚义、崇文重学、自强奋进”应当成为莒文化的精神内涵。
莒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山东省把文化建设提到重要高度。2008年，山东提出要建设经济文化强省。2012年山东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充分发挥我省文化资源富集优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打造全国重要的区域性文化中心”。那么，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何而来，由何体现？
“上世纪莒文化一直被齐、鲁文化的光环掩盖，近年来学界出现莒文化研究热潮也正体现了‘文化自觉’。”文化学者张志甫说，“莒文化历史悠久，馆藏丰富的莒州博物馆是个很好的例证。据说前些年莒县曾出土具有长江流域楚文化特征的文物，这说明莒文化是在和各种文化不断的交流与碰撞中发展的。莒文化具有包容、开放的特征。”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山东省如何发挥文化大省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强省？张志甫认为，莒州博物馆向外界展示的出土文物就强有力地佐证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包括莒文化在内的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为文化事业的复兴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一定是在不断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发展和强大起来的。尤其是到了多元文化的时代，莒文化如果只是陈列在博物馆中，就会失去生命力。莒文化也要和当今的流行文化、异质文化交流碰撞，有自信的文化不会拒绝交流。”张志甫说。
莒文化“古为今用”成新课题
莒国文化，源远流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代的莒地人民。莒县长期以来重视文物保护工作，2009年被评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近年来，莒县把莒文化研究、开发和利用作为“文化树县”的重要内容，先后组织举办了5次莒文化研讨会，“古莒文化、滋养齐鲁”已成为众多专家的共识。另外，莒县成立了由国内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组成的莒文化研究会，并在2010年与山东师范大学合作成立莒文化研究中心。
莒文化有许多谜团尚待揭开，今年的全国两会和山东“两会”上，宋镇豪等政协委员呼吁推进莒文化研究，分别提出在莒县筹建东夷文明与莒文化研究中心，把对莒文化的挖掘纳入文明探源国家工程，持续投入设立莒文化发展基金等，以促进全面推动莒文化的科学保护、研究、开发与利用。
日照市博物馆馆长张启泽表示，日照市是个年轻城市，1989年才升格为地级市。但日照又是座古老的城市，境内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史前文化遗址众多。目前学界和社会各界对莒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如何能使古老的莒文化古为今用应该成为今天的研究课题。如何让莒文化发新芽？莒县县委书记刘守亮认为：“外界对莒文化高度关注，我们更应努力将莒文化研究成果运用于经济社会，特别是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上，促进莒文化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灰陶尊局部放大图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距今约5000年前的礼器，1960年陵阳河遗址出土。器高52厘米，口径30厘米，壁厚3厘米。腹上部刻有陶文“ ”。此类陶文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三处遗址均有发现，现已出土8种类型20余个单字。
在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遗址正东方，分别矗立着寺崮山、层楼崮两座山峰。每年春分、秋分时节，早晨红日正从封顶冉冉升起，就依稀呈现出 形图像。这是莒地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长期观察太阳发现了春秋二分的天文奥妙。 是东海之滨莒人为祭祀太阳神，因形见义，随体诘诎的杰作。最初为祭祀的祭文，反映一个事物。随着汉字的发展，而后演化成一个单字。陶文与甲骨文极为相近，但远远早于甲骨文1500多年，应是汉字的祖形，是中华民族5000年前由蒙昧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
牛角形陶号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1979年莒县陵阳河遗址19号墓出土。号长39厘米，口径8.5厘米，夹砂褐陶，体胎坚硬，手工制作，形似牛角。一端有吹奏小口，身部弯曲渐粗，尾端敞口，卷沿。制作精细，可吹出洪亮声音。它是用于狩猎、生产或是战争的一种召集族人统一行动、发号施令的器具。该号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弥足珍贵。它的发现，以无可雄辩的事实表明，中国东方莒之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已由野蛮蒙昧、一盘散沙的时代向着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迈进。率先吹响了向文明社会进军的号角。
雙鋬白陶鬶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1977年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夹砂白陶。椭圆形口，鸟喙形流上翘，颈部细而高，腹部微鼓，三袋足。背部安双带式鋬，鋬各饰三条凹线，腹中部饰一短尾；其上有四条凹线。胸前正中饰一盲鼻，两侧饰对称小圆饼形，器形如鸟展翅欲飞状。其构思巧妙、造型生动、制作精美，东夷民族以鸟图腾为其作为族徽，故创造出似鸟的双鋬鬶作为日常生活用具，成为富有地方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它是莒人崇拜鸟的物证。
专家：莒地先民最早发明酿酒工艺
滤酒缸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1979年陵阳河遗址出土。夹砂红陶，高37厘米，口径58厘米，底径44厘米。敞口，斜直臂，底部有直径9厘米的圆形漏孔。通体饰蓝纹，体型硕大，是新石器时代罕见的治酒器。同时出土的还有发酵储物用的大口尊，接酒用的陶盆，储酒用的陶瓮等。这些成套酿酒器的发现，堪为莒人早在5000年前就已发明了酿酒技术的物证，也是莒地原始农业发展，粮食已有剩余的标志。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宁昊然）近日，记者在莒州博物馆内参观时发现，在该馆的馆藏文物中，无论是陶器还是青铜器中，酿酒用品和酒器都占了相当大比例。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莒地先民陪葬品中酒器居多。这些用具中，高柄杯数量最多，总663件，占陵阳河大汶口墓葬出土器物总数的45%。
据原莒县博物馆馆长苏兆庆介绍，古东夷人善饮酒在史书上早有记载。《后汉书·东夷传》中有“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但东夷人从什么时间酿酒，怎样酿酒，却不得而知。直到1979年“大口尊”“高柄杯”“滤酒缸”等大量陶器的出土揭开了莒地酒文化的面纱。“莒地原始农业发展快且有剩余，为酿酒业兴起创造了先决条件。原胶县三里河遗址发现1.2立方米腐朽粟，这些粟谷堆积，说明当时已具备了丰富的原料基础。”苏兆庆称。
不久前“中国酒文化发源地暨1979年莒文化酿酒遗址考古发现34周年专家学术会”在莒县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此次专家学术会的举办，旨在以酒文化为一个点，深入研究探讨莒文化内涵。
1979年莒文化酿酒遗址的考古发现，让5000年前上千件精美绝伦的酿酒陶器重现光彩，证明了莒地酿酒工艺的起源和蓬勃发展的态势，成为专家学者考据莒地历史发展的重要脉络。与会专家结合考古与酿酒经历进行了缜密的研究论证认为：沭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人类文化从旧石器历经细石器、新石器历史脉络连绵传承、有序发展，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已高度发展，出现了文字、城堡、铜器、宗教祭祀、四时崇拜和发达的农业，为酿酒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字、城堡与冶炼和宗教祭祀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考虑到当时社会发展情景，那时候的社会环境条件才是产生酿酒业的保障与前提。
另外，考古发现大量的碳化稻、粟以及小麦遗迹，证明沭河流域的农业极为发达，并且粮食生产已有了大量剩余，可以用作饲养家畜和酿酒；陵阳河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大口尊、大型滤酒陶缸，尤其后者属目前国内少见，与之成套匹配的饮酒器数量之多、种类之繁，也是国内独有的，充分证明当时大量酿酒和普遍饮酒已成当地的习尚；酿酒所用大口尊上的文字与刻画，同时记录了当时的酿酒信息，人们酿酒、饮酒，祭祀天地、四时、祖先、鬼神均离不开酿造的美酒。与会专家认为，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很有可能是中国酒文化的起源地。
东 夷
“夷”的名称，约产生于夏代，与“华”“夏”并称，目的是为了进行华夷、夏夷之辨。在商代甲骨文中，“夷”字经常出现，泛指居住在统治中心之外周边的部族。关于“东夷”，《说文解字》说：“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段文裁注：“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从“夷”字的字形看，由“大”和“弓”组成。“大”字即人的正面形象，人负弓，表明了东夷族人最初以射猎为生，并具有尚武的习俗传统。《说文通训定声》记载：“夷，东方之人也。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大，人也。” 东夷族各部落主要以龙、蛇、凤、鸟、太阳为图腾，以鸟类图腾居多。古代东夷族的领袖有太昊、少昊和蚩尤。
东夷文化是中国先秦时期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东夷文明的许多方面都与中原文明不分伯仲。东夷人是中国最古老文字、弓箭、礼制和金属的发明和使用者。
“毋忘在莒”
“毋忘在莒”，这个成语，意为不要忘记以前经历的事情，寓有“人不可忘本”之意。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齐襄公残暴无道，公子小白为远离杀身之祸而避难于莒，后几经周折，登上王位，这就是春秋时期威名显赫的“齐桓公”。齐国强盛后，一日，齐桓公设宴大请宾客，满朝文武山呼万岁，唯独鲍叔牙独坐无言，待齐桓公诘问时，鲍叔牙举杯离席，躬身说道：“我希望大王不要忘记，出奔在莒的那段艰难岁月。”齐桓公听后，连忙起身鞠躬施礼说：“我与士大夫们都不要忘记鲍先生的话，齐国的江山就会永远稳固。”这就是“毋忘在莒”典故的由来。、
“孟姜女哭长城”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实际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莒国。当时，齐国军队伐晋未果,返回时顺道攻打莒国，也以失败告终。在这场战争中，齐国大将杞梁战死在莒国。杞梁妻寻丈夫遗体返齐，悲痛欲绝，长哭不止，终将齐长城哭倒了大片，而后投淄水而亡。这便是“孟姜女哭长城”的原型。后来到了秦代，由于秦始皇的暴政，修万里长城，就把它演绎到孟姜女送寒衣哭倒长城上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