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  纬

    当代人游历华北平原时，往往会惊诧于这样一个现实：在距帝都北京不过一百公里之遥，竟然会存在另一个超级大都市——天津，而且两城能够在千余年变迁史上共存共荣，和谐发展。这在城市生成发展理论的框架中，需要依赖共同的自然资源而能够在近距离出现两个超级城市恐怕惟此先例。

    其实，就建城而言，北京在唐宋之时就已是闻名遐迩、繁花似锦的北方都城。而天津，直到宋辽对峙时还仍旧是一个用来屯兵驻军的“寨”，但这“寨”却因其地处“三海会口”“地当九河津要，汇通七省舟车”，更因金代泰和五年（1205）重凿漕运河道而渐成人气汇聚之势，从而孕育了一个超级城市的诞生。

    公元1153年，金兵大破辽军，迁都燕京，其时北方战乱已久，迫切需要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方粮草补给，因而漕运便承担着运粮重任。当时因隋朝开凿的永济渠已淤塞断航，所以，金章宗“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改凿之”（《金史·河渠志》）。重新开凿之后的新漕运河道由静海独流北行，然后东折柳口（今天津杨柳青地区），三岔河口，进入今天的潞河河段，溯水北上达于通州，从通州而达中都，这就是后人所谓的“北运河段”。如此一来，在今天的天津三汊河口一带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众流聚合点，南来的新开漕河与北上的潞河河水交汇于此，再有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等大小河流汇通海河，注入大海，这势必成就天津城市发展史的伟大传奇。

    在开通漕运后，金代统治者就在三岔河口设置了直沽寨，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军事战略意味的“寨”孕育了天津城最早的聚落形态。在随后的岁月里，随着金中都对南方漕粮的依赖越来越大，直沽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渐次设置了都统和副都统，统兵多达万人。直沽寨因为漕运和继续扩大而日益成长，并逐渐完成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城市诞生过程。

    天津古老相传，“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城”。元灭金后，定都燕京，改名大都，确立了全国最高的政治中心地位，但它更需要南方富庶之地的滋养，而且胃口越来越大。如此，作为漕运咽喉要道的直沽寨自然要庞大其规模，增长其容量。“晓日三汊口，连墙集万艘”，由此可见其当时的盛况。于是，军事性的“寨”开始了向商业性城镇渐变。元人张翥曾经写道：“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磬越布满街衢”，可见，元代漕船在向京都运粮过程中，顺便夹带着“吴磬越布”到直沽买卖，催生了直沽商业的发达，进而抬升了直沽的政治地位。元祐三年（1316），改直沽为海津镇，派重兵把守。但元帝国终究没能守住直沽，明将徐达正是经由直沽攻克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

    由元入明之后，江山易手，但海津镇则获得了又一次更大的发展契机，基本上形成了今日天津的城市规模，而这一次同样也是拜运河漕运所赐。燕王朱棣在“清君侧”取建文帝而代之期间，改“海津”为“天津”，意喻自己伐帝南征必将登上九五之尊之位，南征得胜后，使他对天津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设置天津卫和天津左卫，又将属于山东护司的青州左护卫改为天津右卫。天津三卫的设置说明朱棣洞察到天津对于京都的战略价值。其时，天津城也开始修筑，历时一年，形成了东西长南北短，形状呈矩形的“算盘城”，城内主要驻守卫军，但由于是南粮北运的漕运通道，却滋养着天津的繁华。

    在明清时期，南粮北运成为整个封建王朝的命脉所在，随着运量规模日益扩大，运送成本日益提高，政府就设计出“以漕养漕”的管理办法，即允许随船军士通过运粮官船搭载一些当地物产进行私人贩卖，名之为“土宜”。“土宜”一开，南方的酒、面、花草、朱木、器皿等等货物随运粮漕军涌至天津，官兵交送官粮之后便将这些货物卸在天津贩卖，而后又将汇集在天津的北方特产随漕船带至南方，如此往返，天津不“火”也难。在明中后期，天津因这种官船搭运的贸易形式迅速成为内陆地区最大的贸易口岸。商贾云集，日进万金，影响所及，不仅南北商人汇集于此，而且也引来了外商来此淘金。诗人李东阳又言：“玉帛都来万国朝，梯航南去接天遥，千家市远晨分集，两岸河平夜退潮”，足可见其商业活力。

    充沛的商业活力在当时的天津城中形成繁荣的商业空间，其东门外一带，因傍临海河，是海河入津的要道，加之附近的天后宫长期以来是南来北往的人们上香祈福、欢会娱神的所在，因此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之一；北门外一带，因有大道通京都，又是南北运河交汇之地，便成为当时粮商巨贾们盘踞的据点，这两地从明代到清朝，虽经朝代更替，但繁华依旧，究其原因则是因运河漕运所带来的无数商机激发而成。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