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维锋
19世纪末，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曾经颇有见地地预言：“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中反映出来了。”“三农”问题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伴随着“三农”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中国，也面临着几乎相类似的历史阶段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学实践。就如同杰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所阐发的那样，自晚清以降的嵌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中的现代性焦虑，使我国的“三农”题材文学文本呈现出一个极为清晰、极具特性的发展指向：“三农”题材文学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寓言”属性、迫切的问题意识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诉求。纵观中国现当代“三农”题材文学的内容和主题，我们会发现，文本中涵盖着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精神与欲望之间的对立或悖论，最终都在传达创作主体一种潜在的创作理念和现实关怀：寻找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念、路径和方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之后的文本大多由现实批判、道德批判转向文化批判、价值批判乃至思想批判，以及由此反思而形成的关于未来新农村理想世界的预设和构建。因此，书写“三农”中国不仅是创作主体的审美需要，更是一个民族国家走向“现代性”之复杂过程的艺术呈现，也是作家们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细致思考，“三农”题材文学大略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文本特质：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属性。“三农”题材文学继承了“五四”以来“问题小说”的优秀传统，并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实践导向上有所发展。虽然“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国家政治主体的导引之下，“三农”问题作品的创作目的不仅仅是图绘风土人情、乡村故事或乡情乡谊，而是要通过直面“三农”中国的现实处境，反映、思考、探究并尽可能地在某种程度上（哪怕是在纯粹的艺术层面上）解决“三农”问题的诸种困局。甚至可以说，正是在“问题意识”的烛照下，促使作家们自觉担负起推动现代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使命，从而运用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方式，直接参与到展现、思考并试图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进程之中。事实上，这也是“三农”题材文学与一般意义上而言的“乡土文学”“乡村小说”“农村题材文学”等其他相类文学类型的差异之处。创作“三农”题材文学文本的作家们的“问题意识”是自觉的、主动的、强烈的；很显然，作家们已经部分地意识到“他所触及到的是历史的巨大存在”，已经意识到自己笔下的“个体人物偶然遭遇到的是潜藏着‘历史的必然’”。缘于此，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在一系列直面现实的文本中，正是秉持此种“问题意识”，作家们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敏锐地听到时代的声音，把握到时代的脉动，才能够正视问题、发现问题、揭示问题并努力探索如何去解决问题，才能努力在历史进程中以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历史的真实”。
二是特定的叙述对象和书写重心。“三农”题材文学聚焦于“三农”问题，以现代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书写重心，以或微观或宏观的叙事视角，以或直接或隐喻的叙事方式，展现当下我国农业的重要地位、现实问题及其发展路径，呈现当下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等诸方面的历史现实和改革发展，表现当代农民在巨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之中的现实处境、思想冲突、发展欲望、心理裂变及其精神救赎。在作家们的笔下，传统农业的凋敝，现代农业的新生，农业在走向现代化、产业化、信息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危险处境、薄弱局面及其“彷徨、呐喊与新变”；在作家们的笔下，农村社会是立体的、错综复杂的、多层面的、变动不居的；农村是灵肉皈依的田园，是家园之痛的“废乡”，是内在资源层面即农村劳动力、农村资金等流动到城市而造成了农村资源匮乏、农业生产萧条、公共事业衰败的“空心村”，是正在呈现新气象的“新乡”，是乡村生活的重压与奋起，是乡村道德伦理的溃散与重建，是乡风乡俗、乡情乡谊的消退与嬗变；在作家们的笔下，农民的保守与激进、精神与欲望、富裕与穷困、勤劳与投机、选择与背弃、欢乐与苦闷、希望与绝望、幸福与苦难，相互转化与胶着并由此导致的人性的裂变与新生。
立足于“三农”问题本身，“三农”题材文学的叙述对象既包括当下的农村社会，也可以涵盖进入城市社会的“农民工”群体。对于“三农”题材文学而言，其叙述对象外在活动空间的变化——乡村抑或城市——并不影响其对于“三农”问题本身的聚焦与执著，其文本意义和价值指向最终都要落实到如何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这一核心创作理念上来。
三是特定的价值立场和思想内蕴。事实上，对于创作“三农”题材文学的作家们而言，最重要的或许不是艺术方式或技巧的问题，也不是纯粹的审美或艺术的问题，而是价值立场的问题。我们看到，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三农”题材作家在现代性、国家政策、市场经济等宏观背景下，去表现、图绘、思考、探究“三农”中国的现实处境、存在问题及其发展道路，实现了“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有机结合，并始终贯注以犀利的理性反思和强烈的人本主义情怀。一方面，作家们以审慎的、历史的眼光，以批判的、痛斥的、抨击的精神姿态，不遗余力地批驳发生在农村社会（农民工生活的都市空间）中的一切阴暗的、腐败的、落后的、保守的、消极的、虚假的、丑恶的现象；另一方面，作家又秉持着坚定的人文主义情怀和道德本位，歌颂在中国乡土世界中展现的那些阳光的、高尚的、先进的、发展的、积极的、真实的、善良的、美好的对象。事实上，“三农”题材文学文本中透露出的上述价值立场，是作家本身对于现代性的感同身受、深入思考和某种隐忧。
在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道德秩序、民风民俗、乡情乡谊等都处于猛烈的震荡和消长起伏阶段，新的道德秩序、社会规则、文化精神等尚未建立。这种巨大的政策真空、制度真空，特别是文化真空，需要每一个有责任心、使命感的作家真诚、真实地直面当下既传达出“历史理性”带给农民生活的某种进步、满足与新变，也表述出其对于乡土世界的文化的、精神的冲击或戕害。在此基础上，作家们进一步追问：仅仅依靠市场化、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逻辑，中国新农村的建设之未来图景到底在哪里？
四是宏大的叙事背景和审美空间。“三农”题材文学直面当下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现实境况，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之中展现“三农”问题的过去、现实与未来。这是作家自觉追求的结果，同时也是文本自身延展的需要。客观地说，正是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现实，构成了此类文本之人物、故事、情节甚至修辞的背景与舞台。社会环境也好，文化语境也罢，当下中国属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成为文本叙事展开的立体空间，或者或隐或现的叙事背景。国家层面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城乡对立的二元态势，农业在国家产业格局中的地位，农民在社会层级中的地位，农村在商业资本、市场机制下的变革，如此等等，共同构成了“三农”题材文学的叙述空间。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上，就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大多数作家采取的是微观叙事、个体叙事、局部叙事、细部叙事、疯癫叙事甚至碎片叙事。宏大的历史背景与精微细腻的叙事策略生成了丰富的、多层面、整体性的审美空间和艺术张力。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乡村已经不是过去田园般的乡村，它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写作资源。当下全面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为“三农”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素材、新理念和新情感。新农村孕育和呼唤文学的新创造，关注新农村建设现实，反映农业新发展、描写农村新变化、塑造农民新形象，是当代作家的职业责任、历史担当和神圣使命。当代作家应该担当起乡村叙述的重任，用优美的文字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正如路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辞中所言：“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在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历史过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事实上，只要当代作家脚踏实地地走进农村这片沸腾的土地，扎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探究新农村建设纷繁嬗变的深层本质，感应农村变革现场的鲜活脉动，就能够激发起强烈的创作冲动和热情，就能够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就能够创造我国“三农”题材文学实践的新辉煌。
（作者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新农村文化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