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  纲

    某月某日，远离首都的某城，某人，哭告无门，急中生智，按民间流传的老办法“拦轿告状”，跑到衙门口拦小轿车递状纸，当场被捉，从此，下落不明。

    究竟定多大的罪？要看拦的是什么车。我想，拦“丰田”要比拦“上海”的罪大，拦“奔驰”又比拦“丰田”的罪大。“官”越大，“民”罪越大，虽然不是民法，恐怕也是事实。

    车上的公仆何不替小民开脱几句放他走人？要不，你收下状纸不也很好吗？然而，他被请去了。“状纸进门，两头托人”，对平头百姓说来，不敢奢望“托人”，能让状纸“进门”就谢主龙恩了。

    总之，人和状纸都被弄走了，马路上重归于安定。

    事过多日，不该忘记的只好忘却。今日天气晴和，暖阳融融，伏案开卷，开卷有益，偶见一九七九年第九期《人民戏剧》，第三页载有周恩来总理这样一段话，照录于下：

    ……尽管我们对整个封建剥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们有些制约的办法也是可取的。如况钟去见周忱，周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就是没有一个鼓……目前我们一些制度是有缺点的，老百姓要见有的做官的多难啊？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想，是不是真在为人民服务。

    周总理所说的“鼓”，是指古时候官府大人听取冤抑的“登闻鼓”，闻鼓升堂，受理诉讼。

    古代官吏都是青天大老爷么？姑且不论，反正他们“闻鼓升堂”。

    《四进士》里的宋士杰，为了替干女儿申冤，击鼓喊冤，硬是把三个大贪告倒了，尽管挨了四十大板差点没有被“边外去充军”。

    “老百姓要见有的做官的多难啊？”所以，总理让我们想想：自己“是不是真的为人民服务”？

    那位坐小车的官“是不是真的为人民服务”？那位递状纸的何不在他的衙门口去“击鼓”？要有“鼓”他是不是就不去拦那个车子？我不想知道。我想的是这样三件事：

    一、周总理坐“红旗”，比“奔驰”的官大。

    二、周忱并不是共产党员。

    三、天凉了，家属的夹衣该送到什么地方去？

    （注：本文作于一九七九年九月，选自《惊叫与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