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泉

    先哲有言：西汉文章两司马。就是说，要论说西汉时期的文学创作，那是一定要首推司马迁与司马相如的贡献与成就的。特别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也的确堪称横空出世、光耀百代。然而，从昭示文学进化嬗变的历史轨迹与心路历程的角度来讲，此类超一流大师的绝世之作与天才抒发，往往并不具有充分的标本意义，相反，一些更普通甚至更庸常的二三流作家则可能更多也更自然地体现出事物演进的连贯性、渐进性，从而成为揭示文学时序演变的极佳范例。这大概也就是多年研究《史记》的杨波偏要思考“刘向著述的文学文化意义”的原因与道理所在吧。

    杨波的《刘向著述研究》首先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实现了对于刘向著述多角度、多层次的审视与观照，整体性地准确把握和评价了刘向著述的文学与学术特点及成就；其另一项意义则在于在一个较为宏阔的视野内梳理并呈现出了刘向著述在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由先秦向魏晋发展演化过程中的重要的过渡意义与示范作用。

    众所周知，所谓的先秦文学其实又是一种史学、哲学、文学等等涵容混杂于其中的杂文学或大文学，直到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才迎来自觉的时代，才有了真正的纯文学。而刘向及其所处的汉代正是中国文学由涵容混杂走向自觉纯正的酝酿生成的中间环节。杨波的著作通过梳理与比较，清晰而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刘向著述在其中的典范意义。正像她在书中所说的那样：“随着《史记》以列传的形式叙事记人，‘传’的含义从经学向史学乃至文学转移。它的叙事功能在不断强化，同时说理意味则逐渐淡化，作者的意旨倾向隐含在叙事过程中。”也就是说，如果说《韩诗外传》是解经传道的经学之作的话，《列女传》等的改写已经是史传体的史学乃至文学之作了，并由此开启了此后直至《世说新语》等小说的创作。此外，著作对从《韩诗外传》的经学用诗、解诗到刘向著述的引诗证史，再到“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的诗歌创作自觉的勾勒也甚为详实可信。

    时下的国学研究正热，堪称风起云涌。然而，正像徐友渔先生在《国学应该怎样热起来》、《“国学热”的浅层与深层问题》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引起争议和构成问题的，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如果认可那种以教主姿态说话的人的基本主张，那么复兴国学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而像杨波这样的学者们并不是预先抱定了“尊孔读经”的先入之见来翻新民族文化的土特产的，而是以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和精神来审视和检索传统文化的祖师与细胞的。她们每一次哪怕细微的开拓与掘进都将构成民族文明进步的积累与沉淀，而这也正是此类国学研究实绩的新收获的难能与宝贵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正像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多次指出的那样，在相当多的一些热心国学研究的人那里，有一种添字解经、牵强附会的不良风气。就是说在解释阐述传统经典的时候，不是实事求是地求解经典的本意，而是大搞托古改制、六经注我式的随意引申生发，导致许多问题以讹传讹、积重难返。想一想，正不知还有多少涂抹在传统文化身上的污泥和油彩正等待着类似《刘向著述研究》这种朴实无华的国学研究实绩来一点一滴地揩却呢。就这一点来讲，杨波无疑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杨波著《刘向著述研究》已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