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衰世年代里，也存在有利文学生长发展的因素，甚至还能使文学取得一定的繁荣。我想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个机制问题。第一，衰世中政治权力分散化、弱势化，无力或者无暇干预思想文化，文士的生存和活动空间相对比较大，比较宽松，文学创作自由度遂得以增加。比如，战国时期的策士们“朝秦暮楚”，为实现自身的抱负和利益去游说君主，习以为常。当时比较拘谨的孔子、墨子、孟子等学士型人物，也曾经到多个诸侯国活动。这种状况下，文士的写作活动基本不受限制，所以他们可以“处士横议”，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第二，衰世中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化、异端化取向，士风也有乖戾化趋势，这直接通向文学的个性化发展方向，有利于作家充分展示其才华和个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衰微，玄学勃兴，道教兴盛，还有佛教东渐，影响所及，导致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多元化趋势，文学个性也相应得到释放，从而出现普遍的个性张扬局面。第三，衰世作为一种社会状态，它还能够给作家提供以人类苦难为主的大量生活体验和写作题材，利于产生伟大的悲剧作品。衰世时代，社会充满着灾难和死亡。无数的不幸和悲苦。文学家作为时代的先觉，精英分子，拥有较多的正义感和同情心，面对着衰世的现实，体验着身边的灾祸，目睹社会的破败和民众的苦难，内心激发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绪，激励他们从事悲情文学写作。

    摘自徐公持《衰世文学未必衰——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原载于《文学遗产》201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