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山东记者 宁昊然
日前，山东省政府公布了曲阜鲁国故城、泰安大汶口遗址、汶上南旺枢纽遗址等七处大遗址保护规划，这是山东省首次集中公布大遗址保护规划。记者就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内容、内涵和影响等方面有关问题采访了省文物局大遗址保护与考古处处长王守功。
记者：什么样的遗址被称作“大遗址”？
王守功：“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大遗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是中国5000多年灿烂文明史的主体和典型代表，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蕴，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和旅游资源，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世界展示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大遗址所在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遗址的概念是具有相对性的，一般把国保单位的地下文物部分列入大遗址。山东省的国保级单位有196处，地下有文物部分的有97处，即山东有97处大遗址。另外，省保单位共600多处，地下有300多处，可被认为是省级大遗址。这样各司其职，分层管理。
此次公布规划的7处大遗址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5处遗址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重点大遗址保护项目库。曲阜鲁国故城、泰安大汶口遗址、汶上南旺枢纽遗址已列入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记者：保护规划大致包含了哪些内容？
王守功：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是由各级地方政府牵头，会同文物、规划、交通等多个部门，由文物局代表政府委托专业机构具体编制。例如鲁国故城遗址、汶上南旺枢纽遗址保护规划是济宁市文物局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
规划遵从了尽可能减少对文物本体干预、保存文物本体真实性和完整性，统筹协调文物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的原则。它是指导大遗址保护管理的依据，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包括规划制定的原因、规划的依据、遗址的核心价值评估、规划原则和目标、影响文物保护的因素、遗址本体保护规划、遗址环境保护规划、交通组织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大遗址保护规划涉及到城市道路规划、水电规划等，其制定是和城市规划相衔接的。
大遗址保护对文物考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整体勘探来讲，每个大遗址保护要有明确的范围，需要认真做勘探。一个遗址规划的制定很重要的依据是这个遗址本身的文化内涵和意义，这就对考古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和规范的要求。
记者：大遗址保护规划如何在时间上进行划分？
王守功：大遗址保护规划是综合、长期的规划。例如临淄齐故城规划做了好几年，开很多次会议讨论。因为每一个保护规划编制都要做很多项调查工作，一次又一次地修改。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遗址面貌可能会有很大变化，例如村庄规模变化、经济作物的变更、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企业的生产经营等，都会对遗址保护带来影响。
依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文物保护工作程序、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十二五”规划等，保护规划有近期和远期的划分。例如大汶口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近期从2010年至2015年，远期从2016年到2030年。但是20年后可能对保护工作认识地更深刻，再次进行修改。保护编制有时间期限的划分，但是文物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传承文化，这是永久性的。
记者：山东省财政用于大遗址保护的情况如何？
王守功：这些年国家财政对文物保护的支持力度比较大，地方政府也在加强一些配套资金。省财政主要用于大遗址保护的资金成倍增长。2009年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1000多万元。2011年，山东省财政增加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3000万元，与原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1000万元统筹使用共计4000万元，用于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工作。专项保护经费重点用于编制国家“五片四线一圈”和省“七块两带”大遗址及文物保护单位项目规划和方案，共计补助33个项目。到2013年大遗址及省级以上重点文物的保护资金达到1亿元。这次发布的几个大遗址保护规划里也都涉及到相应的投资估算。
记者：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的建设在大遗址保护中起到什么作用？
王守功：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是大遗址展示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规划中最基本的项目。遗址博物馆应集遗址的展示、保护、管理、研究功能为一体，展示遗址的文化内涵。遗址博物馆是遗址展示的核心之一，游客可以通过遗址博物馆了解遗址文化风貌。和城市博物馆不同，一个遗址公园的遗址博物馆只有一个主题，而城市博物馆可以有很多个展示主题。
遗址公园是民族记忆的节点，我们在某一处遗址公园可以全面了解某个时期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关系等。例如在大汶口遗址公园可以看到大汶口时期的文化和生产关系是怎样的，到鲁国故城可以全面了解东周时期的社会文化和生产关系，到南旺遗址公园能看到运河时期的文化，这在城市博物馆中是无法做到的。不同时代的遗址博物馆可以串联中国文明，综合反映生产生活、社会关系、宗教、文化等内容。
记者：规划中如何体现大遗址保护与经济建设相协调？
王守功：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是存在的。比如鲁国故城遗址占地10平方公里，在这样大的范围内肯定会影响到当地民生和经济建设。对这一点，文物部门在制定规划时给予了充分的考虑，规划整体遵循遗址保护与城镇发展、考古遗产保护与历史城镇更新需求相协调的原则，着力探索兼顾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相辅相成的发展模式。
因此，规划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哪些文物和遗址必须重点保护，画了一条红线。哪些必须由文物部门管理、哪些由当地政府部门管理等在规划中都可以找到。这样就从根本上确保了文物和遗址的保护。另一方面，规划是与大遗址所在地规划部门有衔接的，大遗址保护规划本身包括环境整治和展示。环境整治有助于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展示则是合理利用，使大遗址摆脱长久以来“脏乱差”的形象，成为拉动当地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重要推动力。例如临淄齐国故城保护总体规划中规定：“遗址公园规划原则必须注重遗产保护、生态保护与观赏农业、特色农业的有机结合。兼顾遗产保护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发展，使之惠及遗产地居民。”
我们正在和曲阜协调能否通过产业结构和农作物品种的调整来促进保护。已有的经验表明，大遗址本身也能发展成一个品牌，通过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等带来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当地经济起到带动作用。
大遗址保护不能只依靠文物部门，相关各部门都要意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社会各方的共同承担才能实现真正的保护。
